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强国之道，甚至是强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强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制？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因此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因此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于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春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干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的办法，是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的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干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然而按照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则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变法的实际意义，则是中央集权。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原先隶属于领主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霸道。
  不过商鞅又霸道得聪明，霸道得智慧，因为他的指挥棒是军功。军功与血统，有什么不同？血统与生俱来，军功全靠争取；血统有利于贵族，军功有利于国君；血统由家族遗传，军功由政府认定。以军功定爵禄，军民人等就积极上进奋勇杀敌，谁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结果必然是：风气改变了，国力增强了，国君的地位提高了，贵族的权势没有了，岂非一举多得一箭双雕？
  当然是。
  从此血腥
  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方说，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方说，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左邻右舍都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按斩敌首级领赏。难怪秦国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11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12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刚开始，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新法好的，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
  为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