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达官贵人吃食上，并不比现代的富人们少多少精细。
  不止牛肉羊肉这类易得的东西，淡水里的珍稀鱼虾，晒好储存道现在的山珍干货，甚至海里的一些鱼贝类都是有的。
  种类不及现代，也够令人眼花缭乱。
  余柏林一边吃一边想，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天天巴着封蔚吃好穿好，等入朝为官搬了家，肯定会有好长一段时间不适应。
  谁曾想，宫里有人和他想的一样。
  帝后二人在德亲王府吃过火锅，过年这顿年夜饭，一家五口人自然也围在桌子旁吃暖烘烘的火锅。
  礼仪礼节对于小家而言什么都不是，一家人快快乐乐的聚在一起吃好吃的才是最重要的。
  封蔚喝了几口温酒，对着他哥他嫂子叹气道：“一想到长青入朝为官之后肯定得另搬宅子我就难受。”
  封庭和成皇后也面带难色的点了点头。
  毕竟现在不比以往，封蔚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本来就很孤单。封蔚从小就是个喜欢热闹，却又很难和人相处的，难得有个人入了他的眼。
  再说了，他们跟所有父母（？）一样，即使孩子（？）长的再大，在他们眼中，都是小小的那一团，没人照顾着，怎么都不放心。好不容易有人照顾封蔚照顾的妥妥帖帖。
  后来封庭道：“这有什么难，若能得中一甲肯定是我赐宅子给他。”
  只要余柏林能进殿试，封庭就没想过给他一甲之外的名次。
  封蔚想想也是。到时候赐宅子赐到隔壁不就成了，也就是再打掉一面墙的事。
  他一高兴就喝多了。
  他哥也喝多了。
  于是两兄弟联手在屋里又唱又跳。成皇后温婉的笑着，跟两儿子坐在一旁给他们鼓掌喝彩。
  直到两兄弟越跳越高兴，要上房揭瓦的时候，成皇后才娉娉婷婷的走过去，让人把两个醉鬼架走。
  从喝醉酒后的举动来看，封蔚和封庭的确是同父同母亲兄弟无误。
  ……正月过，百官重新上班的时候，封庭终于改元了。
  这新的一年，就叫做天齐元年。
  改元之后，封庭所做第一件轰动朝堂的大事，就是给他爹追封皇帝。
  平常而言，若是皇帝无子，宗室子继位，是没资格给生父追封。但封庭不一样，他并非过继给先帝，算不得先帝的儿子。封庭的爹又是正儿八经的太子，当年武宗死的时候，本该成为皇帝的。
  只是还没来得及继位，就“暴毙”了而已。
  若文宗稍稍“大度”些，本就该把光穆太子追封为皇帝。
  所以现在封庭追封他爹，大部分坚持正统的官员是赞成的。
  他们认为先太子早就该追封皇帝了。
  但反对的人也有。不管何种心思，反正就要死要活的反对。
  “没人能阻拦我们。”封蔚道，“若闹得过分，我哥不止要追封，还要把前面一个皇帝的名号撤了。”
  封蔚说后，也觉现在不应该跟余柏林说这些，便岔过话题。
  余柏林心中叹息。
  看来当年光穆太子之死果然有内幕。但已经过了十几年，文宗当了十几年的皇帝，有什么证据也早就没了。
  皇帝若要国家安稳，只能将此事作为悬案，避而不谈。
  但若连追封之事都被阻拦，皇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说来，这只是一种妥协的讯号而已。
  果不其然，很快封蔚携带的阴暗气息就没了，看来追封之事有结果了。
  之后，光穆太子被追封为穆宗皇帝，先太子妃被追封为慈贞皇后的旨意果然昭示天下。
  对余柏林而言，其影响不过是封蔚接连在宫里住了几日，回来后又独自醉过几次而已。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过了四九之后，天气渐渐转暖，余柏林接到的邀请又多了起来。
  经过赵信和卫玉楠的牵线搭桥，余柏林和这两人的同窗好友有了解除，再加上敦郡王府上的“同仇敌忾”，关系也就亲近了一些。
  不是所有人都和赵信一样擅长诗词，与余柏林一般，早早的写出了让读书人承认的经书集注的更少。因此各种读书人的聚会，自然是不能少的。
  在封蔚的帮忙下，余柏林挑选了一些聚会参加，又结识了两三友人。比不得赵信和卫玉楠这种可以交心的挚友，但也聊的比较投契。
  天气没暖几日，突然又来了倒春寒，飘起了比冬日更大的鹅毛大雪。
  一向身体倍棒的封蔚，居然受了风寒病倒了。
  或许是不常生病的人生起病来更加难缠，封蔚折腾了好久才勉强好转，但仍旧咳个不听。
  封庭心疼的不得了，几乎快要把御医院全搬到封蔚王府去了。封蔚病稍稍好些之后，封庭也不让封蔚上班，让他完全休养好再说工作的事。
  封蔚终于有机会住进自己的温泉庄子，没事就去泡泡温泉逛逛山上的寺庙，特别惬意。
  余柏林本来担心患了风寒的人不适宜泡温泉。不过御医说封蔚的风寒基本上已经好了，每天泡一会儿温泉，多补充点水分，反而对身体有益，余柏林才放心。
  住到温泉庄子，自然没那么多应酬。碰巧余柏林读书遇到了瓶颈，偶尔翻开自己几月前所著《春秋浅谈》，觉得里面一些内容不够完善。
  《春秋浅谈》热度道如今依旧未消，不但成为京城学子读春秋必备的参考书，也渐渐被人带到其他地方，传播开来。
  经过许多人推荐之后，细品余柏林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余柏林注经的质疑渐渐消失，还有不少心胸开阔的大儒前辈对余柏林此书公开赞扬。余柏林若想写一本正统的注经，条件已经成熟。
  他之前的“浅谈”，的确只是浅谈。许多心里明白的理论，只是给出一个“猜想”，一个“引导”，让其尽力符合自己“读书笔记”的套路。
  现在这些“猜想”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已经有人在文章中开始写这些“猜想”。再过一段时日，估计就会有人以他这本书为基础，来写书了。
  在闭门读书的时候，很容易起懈怠之心，且也难以查缺补漏。
  余柏林虽也做了许多之前的会试题，但作文水平高低虽能让老师判定，但会试题要撞中基本不可能，还是得加深自己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才成。
  著书过程，就是查缺补漏的过程。
  下定决心之后，余柏林开始着手重新写书。
  有了上一本书的阅读基础，这一次余柏林著书的进展就要稍稍快一些。
  他现在主要补充的是，在自己这本书出来之后，看过这本书的读书人们所写的文章和书评。这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会给他很大启发。
  写浅谈的时候，关于春秋的著作已经看得差不多，现在余柏林开始看其余四书四经的著作。
  若要注经，自然不能讲四书五经割裂开来。四书五经是一个完整的入学体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让其变得支离破碎。
  余柏林著书虽为了在会试前扬名，但若写出自己会遗憾的书，他心底也难以接受。
  就算不能做到最好，也要竭尽全力。
  张岳得知余柏林在研读其他四经的时候，提起来的心终于放下。
  许多读书人选择本经之后，急功近利，对其余四经弃之如敝履。可真能在一经中得到大成就的人，基本上都是精通五经的人。
  只有精通五经，才能看到其蕴含的精华所在。
  余柏林年纪在那，张岳并不要求余柏林达到精通五经的程度，但粗通五经则是必须的。
  若不能粗通五经，会试中文章必然不能进入上等之列。
  张岳还想余柏林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什么时候提点，没想到余柏林自己开始钻研起来。
  张岳虽然自己精通五经，但他为了给余柏林牵线，向余柏林推荐了自己治其他经书的好友，让余柏林可以写信向他们请教。
  这让余柏林著书的准备更加如鱼得水。
  余柏林请教的人之一，就是赵信的父亲赵卿。
  本经想来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赵信能得到诗经魁，赵卿自然是治诗经的大家。
  赵卿本来对余柏林就颇有好感，认为此子非常有灵气，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他认为余柏林不急不缓，有大智慧。
  余柏林向他请教《诗经》，他自然欣然同意。
  经过来来回回的书信之后，赵卿把自己关在书房许久，然后拿着余柏林的书信去找了赵老爷子。
  两人谈论了许久，把赵信叫来。
  赵信从书房出来之后，整个人都是飘忽着的，似乎受到挺大打击。
  而后赵信读书更加勤奋，这是后话。
  余柏林经历了几月的沉淀，在春季结束之前，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请。待立夏之时，他终于有底气动笔了。
  按照余柏林后世的观点，注经共有三种层次。
  第一种层次称“训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这一层次是无限度的追求圣人本意，探寻圣人当时著书的真实用意；第二种层次为“托古言志”，为理学一派所有。根据圣人之意，根据当今实际情况，进行发散；第三种层次则是心学。即圣贤再有道理，那也只是圣贤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我只认同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想法注经，甚至与经书中圣人真意辩论。
  即识之、用之、驳之。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余柏林所在时空，研究四书五经的学者已经在第三种层次发扬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学，其他学问，也多用这三种方式。
  但目前而言，余柏林只能进行道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当今读书人也秉承这个思想，道统传承，自古以来，圣圣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颖的东西，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见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驳”，不然就等着犯众怒吧。
  或许等他威望更重，年龄够大的时候，能“大胆”一次。
  打好腹稿之后，余柏林开始动笔。他按照层层递增来写这本注释。每一章节注释，都先求圣人之意，然后抒发自己见解。每日若顺利，能成两三千字。有时需要去古书里反复求证，就只能写百余字而已。
  《春秋》仅一万八千余字，加上余柏林注释所增字数，就算多个四五倍，也就四五万字。一两月时间，足够成稿。
  在这部书中，余柏林用上了标点。
  说起标点，余柏林并未想到它会被读书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后世的观点，一直没有标点问世，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说最为盛行。
  但事实上科举盛行之后，寒门学子皆可读书，读书人越多，中的者越多，当地官员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数奇葩王朝因以少数统治多数，必须禁锢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对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兴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门邪说”挑动“反叛之心”，皇帝是乐意推广教育的。
  而余柏林标点的推广，却不是因为皇帝要推广教育，而是因为他写在浅谈中的一句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