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空袭时，经济部长刘家昌正同西贡副市长江超、工投公司总经理秦楠建、平东工业村管委会主席阮支伟以及几位商界代表一起，在皇后酒店会见一个来自日本的商务代表团。
  出这么大事，会谈显然无法继续。
  刘家昌当机立断结束会议，委托秦楠建和阮支伟把日本朋友送到相对安全的平东工业村休息。江超则紧急联系顶头上司西贡军管市长尊室订，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吴廷琰兄弟是否安全。
  表面上心急如焚，担心总统及总统家人安危，事实上在为“后吴廷琰时代”工投系该何去何从着急。
  独立宫电话线路有专人监听，总统办公室有前华青会和越青会的内线，“越华文艺研究会”情报大总管桂青山很快就掌握到第一手情况。
  刘家昌同样有消息渠道，深受吴廷琰一家信任的新闻官黄氏丽柳与李大老板私交甚笃，对他这位前工投公司总经理、现越南共和国政府经济部长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当众人通过各自渠道了解到情况，正打算沟通一下研究该怎么应对之时，李为民一家要来西贡探望陈丽春的电报到了。
  安全问题无小事。
  老板雪中送炭，吴廷琰又比较念旧，他应该不会起什么歹心。但谁也不敢保证大难不死的吴廷瑈，会不会利用这个送上门的机会。
  刘家昌决定亲自去新山一机场迎接，秦楠建要求平东工业村保安部出动一个中队，负责老板一家从机场到独立宫的安全；韩烁命令第五郡警察局行动队负责外围，连驻扎在平东工业村的特种部队两个分队都收到阮志仁和陈润威命令，在内线配合下伪装成国军，秘密赶到独立宫附近，打算随时冲击独立宫抢人。
  外面乱成一团，各种谣言四起。
  吴廷琰比谁都明白稳定局势的重要性，岂能让李为民一家出事，生怕弟弟在背后搞小动作，直接命令总统卫队去机场接人。
  摩托车和装甲车开道，总统卫队、保安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分别乘坐吉普车和卡车，把两辆防弹轿车夹在车队中间，像迎接前来访问的外国政要一样，浩浩荡荡往市区驶去。
  吴莉君和天天在后面那辆车上，刘家昌可以畅所欲言。
  他解开领带，低声介绍道：“空袭一结束，琰总统就通过电台发布文告，宣布该事件是孤立个案，不会追究空军责任，同时声称逃过此劫是受主的保护。”
  个案就个案，为什么非得扯上主，这不是强调其宗教信仰，激化宗教矛盾吗？
  这个世界太疯狂，个个把民主、自由、权利等政治词汇挂在嘴上，连本应该呆在庙里念经的和尚都不甘寂寞，竟然上街游行反对政府。为确保游行能够顺利进行，参加游行的和尚、尼姑和佛教徒不被拦截，居然组织了一支由年轻和尚构成的“纠察队”。
  看着路边正跟几个市民说得眉飞色舞的小和尚，李为民不由想起释广德和释智广，并暗暗决定等忙完眼前的事，一定要找那个释智广好好聊聊，听听他口风，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或者想达到什么目的。
  刘家昌不明所以，继续说道：“诺汀大使第一时间赶到独立宫慰问，丽柳秘书说琰总统情绪激动，在会见时指责美国媒体对该事件的描述极尽贬损政府之能事。因为空袭刚刚结束，《美国之声》的评论员就在电台里称，该事件是给南越政府敲响的警钟。”
  “杨文明呢，杨文明有没有表态？”
  “杨文明在头顿休假，应该正在往西贡赶的路上。”
  刘家昌顿了顿，接着道：“军援司令部哈金斯将军第二个到的，琰总统承认这件事政府有责任，认为不该留阮文举在空军服务，因为年前他将阮文举的父亲关进了监狱。另外我来机场前，琰总统收到华盛顿的慰问电，肯尼迪总统在电文中形容这是一宗孤立的恶毒的破坏行为。”
  孤立个案，以吴廷琰兄弟那疑神疑鬼的性格，真相信那就见鬼了。
  毕竟参与空袭的另外一个飞行员范国富没死，而且声称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军方和美国方面的了解。
  李为民一边盘算着接下来该如何应对，一边心不在焉地问：“钱先生在不在堤岸，如果在，安排个时间，我们开个会。”
  “在。”
  刘家昌突然想起一件事，凑到他耳边低语道：“有才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带来一个客人，你一定要见见。”
  “客人？”
  “杨世祖，你应该听说过，在柬埔寨很有名。”
  苏有才在柬埔寨干得有声有色，通过商会团结了一大批柬埔寨华人，在“越华文艺研究会”和工投公司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华人组织，在鹦鹉角和磅逊地区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开始往柬埔寨政府、军队和反政府的“自由高棉”渗透。
  杨世祖就是“自由高棉”的大佬之一，对后世的中国人而言他名不经正传，绝大数人几乎从未听说过，事实上正如刘家昌所言，这个如假包换的潮州人在柬埔寨非常有名。
  他是山玉成的挚友，而山玉成在柬埔寨的影响力，远超年轻的国王。
  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杨世祖、巴春、文昌莫等人就在山玉成的领导下，在金边发动过一场有两千多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
  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大逮捕，他被捕入狱，山玉成则在日军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二战结束后，杨世祖被释放，山玉成被送到法国监视居住。
  值得一提的是，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为了回国，山玉成不断给西哈努克写信。考虑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西哈努克同意了，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热烈欢迎。
  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人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让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视为心腹之患，不愿与他合作。
  山玉成也没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同追随他的杨世祖、文昌莫等人组织自己的抗法武装，也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
  柬埔寨反政府武装的二号人物，李为民如雷贯耳，想了想之后不禁问道：“家昌，你说他到底认不认我们这些老乡？”
  刘家昌沉吟道：“山玉成的父亲是柬埔寨人，母亲是华人，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并且是赫赫有名的柬埔寨民族主义领袖，肯定不会认同我们的主张。杨世祖说潮州话，拜关二爷，跟我们一样是潮州人，如果工作到位，应该能争取过来。”
  他们在柬埔寨有底蕴，有西哈努克都为之羡慕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朗诺是他们的小弟，柬埔寨政府军军官大多追随过他们。所以西哈努克把他们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止一次组织军队清缴，他们仍活得好好的，并没有被连根拔起。
  “自由高棉”不是“红色高棉”，属于右派势力，在对待北越和未来的“红色高棉”这一立场上，态度的一致的。
  李为民抬头道：“不管杨先生认不认同我们的主张，他这个人我们都必须要争取。”
  刘家昌倍感无奈地苦笑道：“钱先生说他是来跟我们谈判的，他们的组织正在往东部和南部沿海发展，在鹦鹉嘴地区跟我们的人发生过几次摩擦。前有安置点的民兵自卫队，后有政府军追兵，日子不太好过，想我们给他们一点生存空间。”
  “摩擦？”
  “鬼鬼祟祟，还有武器，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鹦鹉角地区的华人被南解游击队和北越人民军搞怕了，各安置村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发现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力量，肯定会毫不犹豫来个迎头痛击。
  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李为民一脸疑惑地问：“他们不是一直在西边吗，怎么会往东部发展？”
  “说起来与美国方面有关，西哈努克跟苏俄阵营越走越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与美国人搭上关系，试图在东部发展一块控制区，可以就近获得美国方面，确切地说是中情局的援助。”
  “从泰国补给不是更方便吗？”
  “中情局西贡站长李察逊去过第五步兵师防区，知道柬埔寨境内有十几个华人安置村，认为群众基础好，建议他们以鹦鹉角地区为基地，在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同时，协助南越防止北越从那儿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渗透。
  由于钟师长坚决否认那十几个村与第五步兵师有联系，民兵自卫队又不相信中情局派去的那些越南籍雇员，李察逊不知道应该跟谁沟通，就单方面让‘自由高棉’派人先过来，结果可想而知。”
  李为民乐了：“有人愿意帮着打仗，这是好事！而且他们一来，我们在那边的人就可以名义上加入‘自由高棉’，名正言顺地打南解游击队，打北越人民军甚至柬埔寨政府军。”
  刘家昌权衡了一番，突然道：“这么看来你见杨世祖不太合适，毕竟他跟山玉成关系密切，对民族的认同感没我们这么强烈，干脆今后就由钱先生和有才出面。”
  “中情局愿意当这个冤大头，那鹦鹉角地区的军费今后就由他们承担。研究会这边不要再暴露更多人，钟师长那边继续坚决否认。去第五师防区轮战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进入柬埔寨境内。”
  刘家昌不无担忧地问：“南解怎么办？”
  对生活在鹦鹉角地区的华人而言，拿起武器打南解游击队和北越人民军不是给谁当炮灰，而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李为民岂能错过这个机会，胸有成竹地笑道：“放心，既然中情局布了这个局，他就不会坐视不理。第四战术区情报处收到消息，为切断所谓的胡志明小道，中情局在越柬和越老边境下足本钱，在北边秘密扶持王宝的苗族武装，派顾问帮助训练军队，给美元发军饷，派工程技术人员过去修机场和野战工事，送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换言之，只要我们有多少人，李察逊就能帮我们组建多少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