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美国的医疗条件非常优越，不过对习惯“中国式看病”的人，寻医问药不一定来得容易。简单地说，除非急诊或专科，这里的病人一般不去医院，而是首选家庭医生的诊所。由于熟悉患者病史，家庭医生可采取电话指导、开处方药、面诊等方法，直至推荐给专科医生。但因社会对医生行业的推崇以及高额回报，也有少数不适合做医生的人跻身其列。因此了解医生的资质，避免落入庸医之手，非常重要。由于我没有及时更新家庭医生，就有了下面这段遭遇。
  2013年的元旦过后不久，我大病一场，发了14天的高烧，一度觉得离死不远。虽然恢复了两三个月，仍在体验着病去如抽丝的滋味，想记录此次经历的念头便愈发强烈，但重点不在生病本身多么难过，而是有的美国医生可以多么荒唐。
  生病之前我非常忙碌，已经感觉到了疲惫，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滑雪玩过了头，回来就发起烧来。因为再无其他症状，我以为靠泰诺就可以挺过去，可没过多久热度就卷土重来，气力也渐渐消散。我预知大事不好。
  到了第四晚，泰诺已失效，体温持续在102~105华氏度，伴随一波猛过一波电击般的寒战，难受得无以言表。瑟瑟地哆嗦到天明，我立即给附近的loyola医学院打去电话，求见医生。它是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西北大学医学院齐名的医疗机构，除了偌大的中心校区，到处都有它的附属医院和诊所，非常方便。
  由于近年来住址变迁，我忽视了找个家庭医生，只好请客服推荐一位。她建议我去一家无预约诊室，与医生诊所功能相同，又不用等待。求医心切，加上对大医院的信任，我听从了她的安排。这是第五天。
  诊室环境优雅，氛围轻快，我恍惚觉得自己来到的不像是救命更像是度假的地方。护士的前序工作完成后，来了位白人男医生，查看一番心肺五官，一切正常，但化验检出了链球菌阳性，据此他确诊我得了脓毒性咽喉炎。我吃惊极了，因为这个病我熟悉，除了发烧我的症状一点也不像，何况刚才不是还说咽喉都好吗？那个蓝眼睛的家伙对我的疑问不置可否，开了十天的阿莫西林，就把我打发了。
  回家后高烧持续，地暗天昏，熬至次日傍晚，不得不再去复诊。因为脱水严重，连技艺高超的菲籍护士也连捅六针才给我挂上点滴。直觉告诉我这不是脓毒性咽喉炎的问题，但那位医生坚持己见，强调或许是阿莫西林有时需三四天才起作用，要我耐心等待药效显灵。我从未有过如此衰败之感，不安地请教如若不好怎么办，他明显不爽，在我重复几遍后才淡漠地表示只有去急诊。
  无奈之下向一位在外州行医的闺蜜求救，她也判断我绝非是咽喉炎的问题。惊诧于那个医生何以如此无知之余，闺蜜命我马上去看急诊，以防高烧引起危险的并发症。于是，第八天，病得七零八落的我被送进loyola中心校区急诊室。医生是位安静的黑人，听我陈述完病情，惜字如金地说了几句话，呼啦派来好几个护士、技师将我推进推出，轮番检测。大医院设备先进的优势马上显现出来，只是被一管接一管地抽血，我觉得自己都快被抽成木乃伊了。
  下半夜的医生换成了个灰发白男，活力十足，像一头亮丽的斗牛冲进冲出。与前一位相反，他不断向我更新信息，这个正常那个也正常，捷报频传。但当看到护士送来泰诺时，我傻眼了。我表示已经服用过泰诺，它对我已不起作用，并会引起胃绞痛，希望换一种药。不料这个正常要求，却惹得“牛医生”极为不快：“我工作了二十年，从没听过这种事，告诉我为什么？！”我惊讶极了：“先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至少从今天起，你再也不必问这个问题了。”
  药虽然给换了，但从此他的脸拉得老长，好像突然发现我跟他前妻长得很像似的，非常莫名其妙。折腾一夜，除了个别结果尚需等待，一方面所有检测报告都显示正常，另一方面我必须靠静脉点滴维持小命。无法确定病因，自然也无药可治，我只好继续忍受煎熬。
  高烧中又挨过一天，我去见新找的主治医生。首先接待我的是一位身型庞大的女护士。她从嗓子眼里哼出一声职业性的哈喽后，要求我脱衣脱鞋测身高体重。我当时已是一块过了保质期然后摔到地上的老豆腐，早都散花了，不能承受任何风吹草动，加上前两天刚量过，便气若游丝地问能不能略过这步。她瞥了我一眼，让我撸起衣袖量血压，见我做不来，大眼珠子滚动了好几圈才勉强伸出援手。事后她一扭一扭地走出去，跟医生说了句“她不配合”。
  我很意外她会这么想，待女主治医生一进来立即试图解释，但后者的想象力已被激发，说什么都晚了。她劈头问我有没有抑郁史，我不明就里，承认有过。不料她刨根问底，大做文章，居然要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很不解，问她我父亲去世我抑郁，我发烧十天我抑郁，这不都很正常吗，我想知道我身体怎么了，你大谈心理干什么？
  她终于打住了，又讯问我是否酗酒，是否吸毒，有几个性伴侣，是否可能染上艾滋病毒，并目光犀利地强调我必须说实话，她才能真正帮助我。我彻底晕了，但发扬回光返照的精神，一一给出否定答复，并恨恨地意识到，我的确需要心理医生来抚慰这颗脆弱的小心灵了。她语气慢慢变缓，让我补验艾滋病，以及去做ct查癌症，同时不排除我可能染上了严重的感冒病毒。从诊所出去有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我下定决心，就是死在这街头，也绝不再去见这帮自以为是的家伙。
  后来据朋友分析，根据我仅有的发烧症状、良好的检测结果、不合作的态度，该医生认定我并无大恙，寻求关注是真，所以需要治疗的是心理。这一点上，她的职业判断非常愚蠢。怀疑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虽然合理，但咄咄逼人的态度表明她并非良善之辈，跟她就此诀别是明智的。
  更荒唐的是，当我后来查看就诊记录时，惊讶地发现，最开始说我得脓毒性咽喉炎的那位医生，在“症状”一栏下居然写着“咽喉疼痛红肿”，一个十足的谎言—为了支持自己的误诊，显然他编造了病例。
  综合一个星期以来艰难的求医历程，我的感受是，这家医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撇开华丽的装潢，和为患者健康着想的幌子，它更像三流的生意人。医生居高临下，优越感十足，对患者病情毫不上心，只依据流程机械操作，既不承担风险还可高额收费，功利的本质一目了然，连以“医学不是万能的”或“医生也会犯错”为借口，都显得太过勉强。
  毕竟非我族类，以致最近我变得很种族主义，深埋心中的“仇恨”破土而出。有白人朋友告诉我，美国医生里缺德的其实挺多，他们被无良对待的时候也不少，关键是以后要挑个好的。的确，本来我对这家医院印象不错，每当重大事故发生，伤者动辄被空运到此，说明它的某些专科非常先进。怪我没找家庭医生，而且得错了病吧。
  不过为我做ct的技师非常温和体贴。他白白的头发、白白的胡子，圆圆的肚子、圆圆的脑袋，尽管身着浅蓝工服，却活脱脱像一圣诞老人。他满口honey、honey（宝贝）地叫着，温和体贴，让人有些受宠若惊。比如他见我穿着病服瑟瑟发抖，马上送来烘热的线毯；我准备喝药时，他就像哄小孩般把注意事项解释得一清二楚，言语之幽默让我笑出声来。我猜他见我做这么大一单检查，怎么也得有一两种绝症吧，拿出的大概是临终关怀的态度。
  高烧在第十五天终于停止了。片刻的喘息和欣喜之余，我发现自己像一片残垣断壁，收拾起来困难重重。很长时间过去后，我握个餐具、端杯咖啡仍旧险象丛生，至于规模稍大的动作，就更望洋兴叹了。虽然恢复极慢，好在我癌症艾滋全没得上，脑子也没烧坏，大结局就是我根本没病！
  最可笑的是，女医生来电通知我ct结果时，仍没忘提醒我约见心理治疗师—找不出病源，她更相信我没病装病了。我心想，除了太上老君的炉子我没钻过，我磨炼得还少吗？从县城户口变成北京户口，从中国户口变成美国户口，我还想从地球户口变成火星户口呢，抑郁个头啊。
  无独有偶，我有个朋友也久病不愈，规律性地发烧头疼，痛苦不堪。更惨的是，她先后被三位医生分别诊断为鼻窦炎、肺结核、红斑狼疮，曾被要求立即动刀。尽管后来被一一否定，但她工作生活两误，无奈自己做起了研究。博士的科研能力就是强大，她怀疑自己染上了某种病毒，经专家证实果然不假，对症下药终于痊愈了。
  美国每年有无数病人被误诊。由于对医生没有个人问责制度，患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不幸遇到庸医非常可怕。我的体会是，这里的医生开膛破肚、大卸八块非常厉害，但疑难杂症、半死不活的，病人只能自求多福了。而且发烧不算病，如果有命就熬得过去，熬不过去命就没了，生死这时只靠自己。
  跟原先做过神经外科医生的好友聊到这事，他笑道：“你绝对没病，都是那几天的陨石雨闹的。你那是跟宇宙联系呢，一定是灵魂给折腾到俄罗斯去了。”他说的是那年2月，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那场陨石灾害，而我曾经学过十年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