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第二次爆炸最终被认定为一起事故，犯人交代后，林少佐当即检查物证，却发生意外爆炸。林少佐当场毙命，热水瓶爆炸时，几乎贴到他脸上，审讯桌炸得粉碎，纸屑和碎布料与无法辨识出部位的肉块粘在一起，几分钟后就干结。
  我被震晕了，因为迅速滚成一团缩到墙角，只受了一点轻微皮肉伤。十多天后伤愈出院，恰好躲开那场事后调查。
  爆炸全程被人照了相，占满当晚各家报纸版面，第二天更多。有一位站在对面楼顶天台上的记者不知是不是被爆炸闪光吓到，居然在爆炸瞬间同步按下快门，他拍到了玻璃窗粉碎四溅的画面，整片玻璃鼓成弧面，像水花一般散裂。这幅照片后来被人传到纽约，刊登在《时代周刊》上。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摄影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怀疑可能就是它。但我不是内行，无法确定。何况从那以后这种高速摄影的照片也越来越多了，我总觉得那些可能都是学了它的拍摄方法。
  先前的调查没有发现热水瓶这个关键因素。后来，日本沪西宪兵队把责任推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头上，因为他们最早到达现场。宪兵队说有几个英国人在移交时故意引发混乱，究其根本原因，当然归结为巡捕房那位日籍副总监无能，没有将捕队牢牢控制在手——那本来是将他从东京警视厅特高课调来最主要的任务。
  特工总部的人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被怀疑的对象，全都被看管，后来倒避免了被日本军方追究责任。当然，前提是那些审讯笔录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如果他们发现鲍天啸在二次爆炸中起的作用，肯定要继续追查下去，封锁和惩罚也会无休无止继续下去。他们也许还会把视线转到我头上。事情就那么不了了之，日本人甚至忘记了对公寓居民再加惩罚，可能跟报纸报道有关，或者是因为新政府刚成立，气氛需要祥和。
  因为接连发生爆炸事件，修造特工总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76号）的进度加快了，不久我们就搬了进去。
  我自己倒很想尽快把整个事情忘掉。你们这些喜欢读小说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是想要摆脱内疚，一种心理反应，他们是那样说的吧？那样就有点小看我，虽然当了汉奸，我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鲍天啸救了我。或者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在关键时刻，鲍天啸把我给放生了。他是英雄豪杰，敢做敢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念头，把自己送到林少佐的刑讯室里，不管你如何疑惑不解，最后他给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答案，一件壮举。
  我意思是说，我宁可把这件事放在内心深处，有朝一日再把它说出来。
  可是有人不允许我保守秘密。我那些在重庆的老同事安排了一次邂逅。他们在街上拦住我，把我拉到锦江川菜馆。他们不是来对我说大道理，他们是来送一份保险的，他们说。我可以继续当我的汉奸，只要我接受了他们送给我的那个密码本，一种工作关系就算确定了，我也就能得到一种将来一定有机会兑现的保险。
  我用筷子搛起一粒陈皮牛肉，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汪政府中人还踌躇满志，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而且，因为南京中央储备银行“中储券”发行不顺利，跟军统正打得不可开交。两方面今天你枪杀两个钱业大亨，明天他朝银行扔一颗炸弹。
  不知道出于怎样一种冲动，我到底接受了他们那种安排。人总是要想想退路。我可以向别人说大话，说那都是因为鲍天啸的壮举感召了我。但独自面对自己，这么说就没有必要了。
  我根本没有提到鲍天啸，是他们自己说起他的。
  几句话过后，我发现他们对这个话题完全不是偶然兴起。我渐渐意识到，他们此来可能就是想打听甜蜜公寓二次爆炸的内幕。出于首度正式合作务必诚恳的做人原则，我基本上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了他们。客观地说，有夸大其词之处，也顶多是将事件进程中相关人物的心态情状，尤其是其中模糊不清的地方稍作调整。我敢保证，对于事实本身未作任何伪饰演绎。
  完全没有想到，在反复确认我对鲍天啸何以如此作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之后，他们突然告诉我，鲍天啸那种做法完全合乎逻辑。说话的那位在这里稍作停顿，诡秘地笑笑。他说，鲍天啸是军统地下抗日武装行动人员。
  那天中午在川菜馆，我相信了他们，也认为他们要我对故事情节作些细微改动的要求合情合理。他们说，在设计行动的讨论过程中，有一位女同志误解了鲍天啸，把谨慎当成胆怯，责备他是懦夫，可能还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个情况他们也是刚刚才知道），无论如何，这些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因为面对艰险，就算是鲍天啸一时畏惧，那也是人之常情。英雄不拘小节。另外一个人又补充道：知其不可为，而最终为之，那更是大英雄。
  那天下午我回到特工总部，又觉得那其中有很多细节，用“鲍天啸是军统人员”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不能解释清楚。我让丁鲁带几个人跑了一趟甜蜜公寓，把老钱秘密拉进76号。在高洋房底层楼梯背后那个小监室里，吓得快要尿裤子的老钱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他的说法再一次让我疑窦丛生。他说，打耳光那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是鲍天啸自己编的。有一天下午（他说的大概是鲷鱼宴前的傍晚），蒋存仁拉着他一起跑到鲍天啸房间，要鲍天啸说清楚欠的债到底怎么办。鲍天啸指天画地答应他们，他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不过有一件事要大家再帮一下忙。他讲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故事，关键是，他要大家把这个故事传出去，不管用什么办法，最好是让三楼的人听到。
  “什么故事？”
  “就是那个女人。捉奸，打耳光。”
  “他想让你把这件事传到谁耳朵里？”
  “可能——主要就是马先生你。”
  这是鲍天啸在预先埋下伏笔么？转弯抹角让我相信确实有那么一个神秘女人。提供一个旁证，一条侧面线索。在他猜想中，我一定会转手就把情报告诉林少佐。那样他说的话就得到证实。他总是想把日本人引向那个女人。他设想了一个故事，也想好了如何把听众慢慢带进故事。但他遇到了挑剔的听众，充满敌意、只想把他逼入绝境的听众。
  谜团刚刚被风吹散，又合拢到了一起。鲍天啸究竟在甜蜜公寓爆炸事件中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的壮举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难道他真的只是在后来、当我递给他热水瓶时才想到还有另一颗炸弹？真的有那个女人么？可他为什么要编造那些故事呢？
  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不管有没有她，她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也好，她是完全向壁虚造的小说中人也罢，哪怕她仅仅诞生于鲍天啸一念之间，一旦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她就真正存在过。因为他为她着迷，为她感动，甚至为她杀了人。
  对于我，鲍天啸有救命之恩。他甚至救了我两次。战后在审判汉奸的法庭上，不知军统哪个部门，向法官提供了一份证明文件，说在鲍天啸用炸弹刺杀日寇军官的行动当中，我本人实际上起了一定协助作用。而且在此壮举感召下，我加入了军统地下斗争。我因此被免于追诉叛国投敌之罪。
  又过了许多年，我这时已来到台北。在调查局退休干部联谊会上，有人拿来一本《传记》。那是本让老家伙们写些半真不假的往事，满足一下虚荣心的杂志。他们拿给我看，是因为那一期刊登了鲍天啸的故事。据那上面说，在那两次爆炸行动中，鲍天啸并不是孤身作战。实际上，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持他，配合他，帮他作准备。那些人后来都授了勋，升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