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报社的选题会结束之后，发生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主任让我留一下，待同事们都出发去采访之后，主任把我叫进了他的格子间。
  主任直截了当地通知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联系“禁毒口”，也就是不再联系禁毒局和边防总队。主任说，考虑到我大学毕业不久，建议我联系“高校口”，也就是跑学校，主要是本省的大中专院校。
  我有些发懵，脱口问道：“为什么？”
  主任说：“你自己想想。”
  我突然想起，昨天交给主任的，写禁毒局破的那个大案的稿子，没有送到禁毒局去审，特别是没有送给那个处长审阅，而那篇通讯今天已经见报了。按规定，这样的稿子是要加盖禁毒局审稿章才能见报的，难道是这件事情捅了漏子？
  我紧张地问：“主任，禁毒局那篇稿子出了问题？”
  主任阴郁地摇了摇头，说：“那篇稿子，在见报之前，我们已经传真给禁毒局的新闻官看过了，他们没意见。”
  我松了口气，问：“那为什么要调整我的分工？”
  主任摇了摇头，说：“我也奇怪，边防总队宣传处给报社总编室打了电话，说是希望我们换个记者联系边防总队。边防总队是涉密单位，他们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只有照办。既然边防提出换人，我的意见是，禁毒局你也不要跑了，这两个单位历来是一个记者联系的。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在边防捅什么漏子了？”
  边防总队的意见？
  我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我才说：“没有啊！”
  “没有就算了，别想那么多。准备一下，一会儿我叫原来跑高校口的记者给你介绍一下情况……”主任的声音像一片羽毛，轻飘飘地从我的耳朵边飘过去。
  我木然地点头，木然地离开主任的格子间，木然地回到记者部大办公室里我的格子间坐了下来，对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变幻的贝塞尔曲线发呆。
  “蝈蝈”的手机停机了，汪副处长的手机变成了空号，边防总队宣传处的人都在回避我，现在，边防总队又向报社提出，希望换个记者联系边防……这一连串事件在我脑中艰难地组合排列，像一堆街头挥刀乱砍的小混混，搅得我的脑浆血肉模糊。
  惟一可以确证的是，这一切，很可能就与一个星期之前的那个夜晚，与我们之间的一夜长谈有关。
  我莫名地冷笑了一声。
  让我去跑大学，真亏了主任能想得出来。他当然不会知道我的大学文凭是假的，更不会知道我是个辍了学去当坐 台小姐的坏女孩，他不知道我一进大学的校门就恶心得想要呕吐！
  这时候，我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原先联系高校口的记者约我谈一谈。我木然地答应了。
  随后我们在记者部的小会议室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说什么我一概没反应，末了他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昨天夜里赶稿子，没睡好。他“喔喔”了两声，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之类，匆匆走了，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鸟。
  我的样子真的很凶恶很可怕吗？
  我回到出租房，直挺挺地在床上躺了下来。我打电话给李浩，带着哭腔对他说，我碰上麻烦了，中午能一起吃饭吗？我的声音让他有些吃惊，他立即就答应了。
  我和李浩约在丹霞路上的“美而美”快餐店。这个细心的男人一眼就看出我心神极度不宁。我们点好了各自的食物，等待服务员上菜的过程中，我简单地跟他说了边防总队提出换人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任何与“蝈蝈”有关的任何事情。李浩答应帮我打听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名记，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隐密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毕竟，他知道我是做过“鸡”的，而且曾经嫖过我。但他同样不知道，我大学根本就没有毕业。我在海口的太阳下卖房子，在成都的夜店里卖啤酒的时候，口袋里已经有了一纸比真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还要真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我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李浩露出心疼的神情。我们的午餐很快就结束了，我坚持aa制，各买各的单，李浩同意。临分手时，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安慰我没什么大不了，离开缉毒这个敏感话题也许对我是件好事，他说，跑高校不是很好吗？成天跟一群阳光灿烂的毛头小子黄毛丫头在一起，阳光会把你漂白的。他再次承诺很快帮我打听事情的真像。我说谢谢，谢谢李老师。他哎了一声，听起来像叹息。
  我强迫自己工作，我打开电脑，上网，在搜索引擎里键入本省几所高校的名称，查找相关的信息，试图找到可以很快着手去做的新闻线索。我无法集中精力，我干脆在搜索引擎里键入“蝈蝈”的名字彭卫国，不出意料，一下子跳出来几十个“彭卫国”，所有的链接都与需要的“彭卫国”无关，与我亲爱的“蝈蝈”无关。
  在这个世界上，像“蝈蝈”那样的人，他们说消失就消失了。
  “消失”这个词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坦白地说，我联想到了另一个词：“牺牲”。
  我挎着一个硕大的单肩布包，包里胡乱塞着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记事本……我疲惫不堪地行走在大观河边。
  我的大包压得我左边的肩膀生疼。三年前，我可不用背这样的大包，我只有一只手袋，手袋里没有几个钱，因为妓 女最怕被嫖客抢劫。我的手袋里那时装着整整一打安全套。我总是逃不开安全套的阴影。我背着一个双肩背书包，怯生生地穿过大学办公楼阴沉沉的长廊，那是夏天，树叶热得淌汗，我却冷得发抖。我的书包里有一盒没有拆封的安全套，我感觉自己背着满满一书包安全套。我把那盒安全套扔到了校园的湖面上，我看着那盒安全套像一条绿色的方头船，在破碎的月光里飘啊飘。
  我没有喝酒，可我醉得厉害。我在河边坐了下来，忘了在我的屁股底下垫上一张报纸。我听到不远的地方一群人凑在一起打牌的声音，那是一群老人和无聊的人。我想，我老了，会不会和他们一样？也许我不会老，三十岁我就会死去，留下外表美丽而内脏统统坏掉的尸体。
  我坐下时感觉到了牛仔裤兜里的zippo打火机。我站起身，把打火机从裤兜里掏出来，对着阳光仔细地看。黄澄澄的打火机在我的指尖像一朵寂寞的小黄花。我反复将打火机打开，点燃，关掉，熄灭。我想抽一支烟的冲动是如此强烈。我走到离我最近的一个小卖部买了一盒香烟，红塔山，十块钱一盒的那种，那是一个星期之前的那个晚上，“蝈蝈”抽的那种烟。
  我在河边的草坪上盘腿坐下，抽烟。我以前抽过烟，当“小姐”的时候。我一抽烟就想起自己当“小姐”的岁月。
  河水很脏，我满心忧伤。河面飘浮着来历不明的物品，有个人划着一条小船，用一个绿色的手持网打捞污物。我想我不是喝多了就是抽多了，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想知道他是否把我当年扔掉的那盒安全套捞进了网中？河水真的很脏，我无法看清我的影子。一个坐在河边抽烟的女孩，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干净的女孩，更不像一个优雅的女记者，我一定像个没有生意的流莺。我知道，就在这条河边，夜色深沉，站街女出没。
  不，我已不是那个一袭黑色低胸短裙出没于灯红酒绿之中的烟花女子，我是蓝色牛仔裤格子衬衣戴着卡通棒球帽徜徉于夕阳金色光芒的阳光女孩。
  一切都不同了，因为我有了爱；一切又改变了，因为我刚刚找到我的爱人，我就把他给弄丢了。
  zippo打火机被掀开时的声音很清脆，我的手指有一股子淡淡的汽油味。我又点了一根烟。
  我是如此颓废。
  夜色降临时，我坐在河边的草坪上，差不多抽掉了整整一盒烟。我把棒球帽的帽檐压得很低，我想着别人看我的样子，会不会像是一个逃学的小男生？
  我是一个漂亮女孩，我很在乎别人对我怎么看。
  我想起“蝈蝈”那天晚上说过的话：“也许，你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来寻找你，不是爱，只是一种好奇。”
  尼古丁让我脑袋涨痛，思维迟钝。
  我还要继续寻找我亲爱的“蝈蝈”吗？
  我为什么要寻找他？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我是个好强的女孩，也许我真的并不爱他，也许“蝈蝈”说得对，对他，我仅仅是一种好奇，也许我口口声声的“爱”，仅仅是一种借口？寻找“蝈蝈”，也许仅仅是我下了决心要去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逼着自己把这件事做到底？“或者说——”哈，我在心里冷笑，就连思维，我也用上了“蝈蝈”常用的口气，嗯，他最喜欢说“或者说……”
  或者说，我仅仅是痛恨那种任人摆布的生活，我发了誓要找到“蝈蝈”就是要自己摆布自己的生活。我试着一个一个地回忆我从小到大认识的同龄女孩们，她们认为我早恋，认为我注定考不上大学，我就一定要考上了给她们看，于是我就考上了；她们假模假式地念大学，假模假式地谈恋爱，我就不念书，我就不恋爱；她们的老爸是官员、是老板，她们家里有钱，她们从小弹钢琴，她们很优雅，她们大学毕业后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我的老爸是个小商贩，我的老妈成天打麻将，我家里也不缺钱，当然我老爸老妈绝对不会花钱送我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从小在街上跟男孩子打架，17岁跟“靓仔”在高大得几乎压死人的书架下面喝酒接吻，稀里糊涂地失去了童贞，我不会弹钢琴我一点都不优雅，我会说脏话会抽烟会喝酒我做过小姐当过妓 女，我会把酒瓶子藏在包里，打架的时候用来砸人的脑袋，总之总之，一切一切，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女孩！
  而这一切一切总之总之，我都口无遮拦地告诉了他，告诉了我亲爱的“蝈蝈”。
  我一定把他给吓坏了。
  哈哈，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英雄，是警察，英雄的警察怎么可能爱上我这样一个坏女孩？
  我的爱把他吓跑了！
  他躲着我，不但他躲着我，还让他身边的人躲着我，他就是个逃兵！
  李浩打来的电话就是那时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