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跟“蝈蝈”确认过日子，就在他们从掏空的巴西木里发现毒品的那一天，夜里，在段向北给我安排的宾馆套房里，辽阔无边的大床上，我梦见了鱼：
  我梦见自己徜徉在一个池塘边，也许不是池塘，是一片海，我梦见我和很多人一起打鱼。起先，我飘荡在一条船上，海浪很大，或者风很大，我摇摆不定，头昏目眩……这时有人告诉我，一个来历不明的妖怪出现，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到鱼了，那时我们已经上岸了……这个时候我的胳膊上突然长出来一条鱼，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把那条鱼从我的胳膊上撕下来，扔到地上……很多的人，戴着西沙渔民那样的斗笠，因此他们的面孔都陷落到阴影之中，我看不清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表情，我突然明白了，只要我的身上长出了鱼，这个渔村就可以免去所有的灾难，于是我在梦中笑了，我说，来吧，都来吧……
  我的话音未落，我的大腿上又长出了一条鱼，一条奇形怪状的鱼，我想那不是常见的鱼，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怪物，我尖叫着把它从我的腿上撕下，尖叫着把它扔到地上，这时我发现地上推满了从我身下撕下来的鱼，它们堆集在一起，艰难地蠕动着……我的两个膝盖之间，又冒出了一条鱼，如果我不快一点，它就会钻进去，我吓坏了，我捏着鱼的尾巴，使劲扯，它在我的手中断裂，冒出黑色的血，它的尾巴在我的手里，它的头使劲往里钻……
  我大叫着醒来！
  没有鱼，什么都没有，只有床头一盏灯，幽幽地发着光。
  我恐惧得浑身抽搐，我读过奥莉娅娜·法拉奇的名著《人》，我隐约记得她在那本书里说过，梦见鱼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梦见鱼就意味着有人死了。
  我不敢想下去，我把头埋进松软的枕头，我必须沉入另一个梦境。
  在另一个梦境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那种鱼的名字叫：
  麻烦！
  噢！我说我懂了，一堆从我的胸膛，从我的大腿，从我的脚尖上，生长出来的，名叫麻烦的鱼！
  第二天，我换上从集市上买来的，五颜六色的本地少女服装；我徜徉在阳光明亮得让人头晕目眩的，安静到摩托车驶过仿佛也悄无声息的小街上。棕榈投下的阴影落到我的脸庞、手臂和大腿上，像一群慵懒的蝴蝶，而我呢，也像一只找不到花朵可以暂时歇一歇脚的蝴蝶，我深呼吸，命令自己全身放松……阿林不远不近地跟着我，身形微晃，像一个暗恋我的小男生；有时他开车，这样跟在我身后的就是一辆大吉普，像缓缓蠕动的豹子，不动声色。现在，我看起来，应该完全是一个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的当地少女了，这样的少女，或多或少都会与贩毒武装、贩毒分子扯上关系。
  后来……“蝈蝈”向我讲述段蒙生、段向北贩毒武装的各种“背景资料”时，我突发奇想，我被作为“人质”扣在段向北身边的日子，是不是就像段蒙生那些年轻的姨太太呢？
  或许是吧！
  她们和我一样随时面临着脑袋落地的危险，如果段蒙生的手下发动“政变“——这在贩毒武装内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段蒙生本人就是靠“政变”上台的；如果段蒙生的部队与其他贩毒武装发生战斗，而段不幸战败，他的那些姨太太，要么被掳为他人的妻妾，要么被杀被卖；如果她们也卷入毒品犯罪，比如打算在段蒙生死后弄点养活自己的“体已银子”，一旦落入国际禁毒组织之手，不管是谁的姨太太，同样是死路一条。
  我不能想那么多，我也不会想那么多，事实上，那时候，我连段向北的真实身份都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在这个人面前要小心，这个人与“蝈蝈”的生死密切相关，与我的生死同样密切相关。
  当我在小镇的集贸市场大把大把花段向北的“银子”，购买从衣服、拖鞋到小饰物、小挂件等等乱七八遭的玩意儿，躺在段向北安排给我的大床上一次又一次被恶梦惊醒时，“蝈蝈”押运的卡车已经进入到了广东地界。
  那辆跟踪运毒卡车的吉普车，等到交警部门把出了车祸的车辆弄走，清通开道路，急急忙忙追赶“蝈蝈”押运的卡车时，交警封锁了“蝈蝈”他们正在“修车”的那条路，理由是山体出现了滑坡，所有车辆必须从另一条路绕行。这样一来，吉普车竟然跑到“蝈蝈”前头去了。等到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掉过头来寻找“蝈蝈”的时候，很不幸，那辆吉普被一辆轿车追尾了。虽然吉普车和轿车损伤都不大，双方也没有人员伤亡，但轿车司机一定坚持吉普车上的人跟他一起去交警队“公了”。也许是吉普车上的人对“大陆公安”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本来这起交通事故应该由追尾的轿车负全责，但他们不愿去见“大陆公安”，轿车司机便让他们陪一大笔钱“私了”，他们打电话请示了段向北——这个电话被专案组准确地监听了，据说，段向北在电话里对他们破口大骂，让他们赶快拿钱消灾，然后马上滚回来。
  这样一来，“跟踪车”不仅丢了目标，而且丢了任务，“跟踪车”的游戏结束了。
  这些情况，专案组都通过在曼海公安检查站交给“蝈蝈”的那部手机，及时用暗语通知了他。
  与此同时，“蝈蝈”用段向北配发给他的那部手机，与他保持着联系。“蝈蝈”通报了修车的事情，包括修车消耗的时间，修车的地段，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如何修好的，细节无一遗漏。“蝈蝈”怀疑段向北在卡车上悄悄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系统，这样段向北完全有可能通过商业卫星系统，全程监控这辆车的运行情况。他会发现卡车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但他永远不会知道，这辆车在停止运行的那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手段还没有先进到用侦察卫星看清地面上每一个人的活动情况。
  段向北没有说什么，只是要求“蝈蝈”按时把货送到，进入广东地界后也不要开手机，到时候会有进一步的指示。
  在两名疲惫不堪的驾驶员看来，“蝈蝈”只有一部手机，“蝈蝈”使用的始终是那一部手机。
  尽管专案组成功地替“蝈蝈”清除了“尾巴”，他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蝈蝈”亲眼看见过段向北“指挥”贩毒活动。关键时刻，段向北的桌上摆着至少三台笔记本电脑，每部电脑里的资料绝不相同，这些电脑分别用于电子汇兑、卫星定位、网络即时交流等特定的功能；电脑旁一字排开近十部手机，每部手机都编上了号，每一台手机都有不同的号码，一台手机对应某个特定的人，无论这个人是重要的马仔、送货人还是接货人，甚至执行同一任务的不同人员，段向北绝不会用同一个手机号码跟他们联系。
  所以，“蝈蝈”只能反复提醒自己，也许在某个地方，仍然有不止一双眼睛盯着他，盯着他押运的这辆货车，盯着车上运载的巴西木，盯着藏在巴西木树干里的“货”。
  要知道，这批货如果转运到欧美市场，价值将在一亿美元之上。
  但是，让“蝈蝈”感到欣慰的是，他注意到战友们“跟”了上来。
  专案组的安排是：使用两台不同颜色，不同型号的汽车，对“蝈蝈”押运的卡车进行交替跟踪，为了避免引起驾驶员，或者段向北安排的其他跟踪人员的警觉，两台汽车共携带了二十多付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牌照。那两种车型都非常普及，中国大地随处可见，只要更换了牌照，绝对不会有人想到那就是同一部车。
  当然，“蝈蝈”是知道的。
  后来“蝈蝈”告诉我，他并不担心“丢货”或者“丢人”，专案组做出了如此严密的安排，实施控制下交付，待时机成熟时，将“下家”一举擒获，彻底摧毁这条由“金三角”经云南、广西、广东转道香港进入欧美的贩毒通道，这些都不是问题。“蝈蝈”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他不是孤单的，他的身边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公安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
  “蝈蝈”担心的是我！
  不错，我是孤单的，我甚至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把自己扔进了这个巨大的漩涡。我的冲动和执着，我冒然奔向他的脚步，而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将我拥入怀抱，否则他就会引起段向北的怀疑！就这样，我成了孤零零地陷落到敌后的一枚棋子。
  按照“蝈蝈”与段向北的约定，卡车进入广州市区之前，他命令驾驶员停车。
  然后“蝈蝈”静待段向北与他约定的通话时间来临。
  时间一到，“蝈蝈”立即打开了段向北“配发”给他的手机。
  段向北很快给“蝈蝈”打来电话，指示他把车开到一个指定的收费站出口，会有一辆白色的“帕萨特”轿车在那儿等他。看到他的车之后，那辆车的刹车灯会亮三次，然后跟上“帕萨特”走就是了。
  “蝈蝈”只说了两个字：“明白。”
  段向北让“蝈蝈”一个小时之后再开手机，“蝈蝈”仍然只说了两个字：“明白。”
  然后“蝈蝈”指挥驾驶员朝段向北指定的那个收费站驶去。“蝈蝈”不得不佩服段向北的精明，段向北虽然从未到过广州，但他一定派人探过路，他知道从“蝈蝈”现在的位置到达那个收费站，正常情况应该行驶45分钟左右。
  这也恰恰是段向北为什么要派“蝈蝈”做“押车人”的原因，因为必须有一个人替他处理路上发生的各种情况，而且这个人对运毒车经过的每一条公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交通情况，以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等等都必须十分熟悉。
  但是段向北永远不会知道，“蝈蝈”的身上，有一部24小时处于开机状态的手机正源源不断地将他的位置发送到专案组；段向北更不可能知道，“蝈蝈”的身后，那辆毫不起眼的“金杯”旅行车上，至少有5名专案组成员；段向北甚至不可能想象，就在“蝈蝈”挂断电话，按照他的指示关闭手机电源的同一时刻，有多少部红色电话响起，有多少台监控雷达在旋转，有多少名特警快速登车，有多少辆警车悄然扑向夜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