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有文人的弊端，特别是这种都自以为是的文人。
  能在经典中衍生出自己的理论体系，都确实是大才。
  这样的成就，也让他们都钻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里出不来，没法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体会他人的论述，只是单纯的辩驳。
  有人说，所有成功者都是偏执狂，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三家还没有分出个所以然来，其他学派，比如王安石和邵雍，也掺合了。
  因为所有人都发现，所谓的异论而辩，那就是个门槛。
  也就在开口时，有辩驳的意思，到后面几乎成了各人借官家那个不可打断陈述理论的规则，在滔滔不绝的讲述自己的学说。
  还不能说这不是反驳，从立论上就不同，确实不能说是认同对方的理论。
  所以，整个庭辩就越来越热闹了。
  从某种意义上，赵曦是倾向于王安石的理论的。
  王安石没有过多的扯玄乎的概念，他阐明了道是变化之后，就大篇幅的在论述经世致用。
  王安石不赞同遵循圣贤的一切，对上古先贤全盘接受。他认为道就是变化，今与古不同，冬与夏不同，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从经典中摘取适合当下的经典。
  王安石的新学，说是一派学术，倒不如说他是在针对国朝现状而专门创立的理论。
  他的道就是变。远古圣贤，汉唐大家，各有各的道，大宋也该有大宋的道。
  董仲舒如其说是孔圣人的继承，倒不如说他是摘录经典，从而创造了符合当时时代的儒家学说。
  一样，在如今的大宋，不管究竟道统到怎样的地步，一切都应该以服务于国朝，适应于这个时代为衡量标准。
  本来赵曦以为邵雍的象数学派应该最扯淡，结果偏偏相反，真正给他惊讶的还最数邵雍的象数学说。
  在赵曦的概念里，后世《周易》被人看成算卦用书，很可能就是这老小子一手造成的。
  儒家以《周易》立论，到后世《周易》这个儒学的根源，反倒被看成蒙人哄人的起卦算命用书，赵曦对这老小子没一点好感。
  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先入为主的原因，邵雍在开始阐述时，着实是把赵曦惊着了。
  邵雍是第一个把道上升到形而上的。
  没多扯玄乎的言辞，直接言明道发于物而高于物，并且在他的理论里，赵曦看到了道和规则的勾连。
  他的理论在某些程度上跟周敦颐以及二程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
  周敦颐和二程的理论，认为道是抽象的，是可感觉而不可明言的。
  而邵雍似乎要把道拉下来，说成有形之物，或者说必须基于有形之物才有道的存在。无物则无道，有物方有道，道为物之演化，物为道之根本。
  这个观点除了跟张载的道为气，演化为气化分歧较大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学派，邵雍都沾了些。
  就是王安石的道为变，在邵雍的理论体系中也有所论及。
  赵曦有点怀疑，这老小子是不是看人下菜……
  当显世的几家学派都开始掺合后，辩经的场面越来越庄重了。
  对，就是这感觉，庄重。
  赵曦几次向衍生公看去，看看他对这些祖宗门徒改变祖宗原义后的反应，结果，这家伙完全沉浸在整个庭辩中了。
  包括整个大庆殿的所有人，个个专注着，每当一个人论道，都会静悄悄的倾听，那怕是对立观点的，也一样尊重着阐述观点的人。
  看来组织方需要管饭了……
  这就是个扯淡的事，最起码赵曦开始是这样认为的，可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赵曦才发现，自己也被这个氛围带进去了。
  他现在能确定的：第一，这些所谓的各家学派，从来没这般交流过，没这般尽心尽力交流过。这也让他们真正的相互学习了。
  第二，没有一家学派是成熟的理论体系，都是在释义经典时有了想法，从而由某个点往广度延伸，逐渐完善自己的理论。
  各人有各人的际遇，各人有各人释义经典的角度，也是造成有不同理念的原因。
  这样的庭辩，能让他们试着去理解各家的理念…～找错的基础是必须去了解别人的核心。
  辩论的结果，从来都是各人保留各人的观点。
  在创立一家学派时，特别是这种初创阶段，还没有完全形成体系的阶段，旁征博引和考据都是有限的。
  那怕赵曦不在乎一直听他们往远的扯，更不在意管吃管住，都还是有理屈词穷的时候。
  最先脱离战场的是张载。张载的力量太单薄了。
  官职不高，影响力不大，西北本来文运就不显，在整个大庆殿里，能找到支持他观点的官员和士子太少了。
  张载还没有完善他的理论体系，关键是他并没有用科学实验去验证他的理论…～这是赵曦认为他败阵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张载师从周敦颐，或者说他的理论是摘自周敦颐理论的某个点。
  他若是继续辩下去，只能从周敦颐的理论中找跟脚。这样的结果恐怕会让他这个所谓的关学直接埋没，成为周敦颐学术的旁系。
  张载退出是最聪明的做法。辩经没有胜败，只要把观点在庭辩上阐述了，对于张载这种影响力仅限于横渠之地的学派而言，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
  接下来不再继续争辩的是周敦颐。他之所以不再争辩，是被跟自己理念相同的二程给放展了。
  这个真没法。曾听闻二程也有师周敦颐的故事，如今看来没这回事。
  在两个接近的观点中，越详细，越具体，便越有说服力。
  二程之于周敦颐就是这样。
  两家学术是一个宗旨，或者说一个核心要义。周敦颐是泛泛而谈，而二程相当于将其观点明晰化。
  周敦颐或许更在意学术传承，无意一争高下，同样也没考虑帝王对他的看法和印象。
  写《爱莲说》的人，是不是真的有超凡脱俗的品格，谁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吧。
  这只是结果，至于过程……已经过去两天了。
  幸好每一家学派都不是一个人撑着，否则连续说两天话，估计那嗓子也就废了。
  两天了，朝廷屁事没做，就听人扯淡。赵曦早考虑过这问题，日期是定在休沐的时间……不过在朝臣们来看，好像这扯淡的事，比处理朝政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