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只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他一路往北走，四处打听着田宝珍的消息。
  没钱了，就停下来，打打零工。
  如今他十分懂得谈条件了，只要包吃包住，工钱只要旁人的一半，有些老板听完后动了心，上下打量着他，那张脸确实是可怖，但又不是跟他结亲，也不是要他生儿子，一个打杂的下属，丑点又何妨。
  因着价格实在便宜，试探性的，先给了些不打紧的脏活、杂活交给他做。
  一个月后，便渐渐知道了他的好，话少，嘴严，也肯吃苦，为人处世也算稳重，最重要的是从不生事，没活干时，其他伙计凑在一起，要么打牌赌钱，要么喝酒吹牛，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旁，手里举着本什么，静静地看。有时候是张旧报纸，有时候是本去年的破杂志，捡到什么，他便看什么，从不挑剔，就像给他什么，他便吃什么一样，从不多嘴。
  但是徐庆利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个地方总呆不久，做不过一年便会离开。
  开始老板只当是加薪的由头，敷衍着加了几个钱，可慢慢地，就发现了不对头，无论如何挽留，又开出怎样的条件，这个男人只是笑着摇头，似是打定主意，执意地要走。
  坊间开始传言，因着距离，连带着他整个人也跟着神秘起来。
  人人都说他是留不住的，说这男人的血里涌动着风，注定是漂泊无定，四海为家。
  徐庆利对这种说法一笑而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何不敢久留——因为他怕。
  虽然如今温饱有了保障，可每一日依然提心吊胆。
  他习惯了独来独往，外人对他的接纳或是抵触，全然不往心里去，自有着一份淡漠疏离。每每跟身边人熟稔起来，当那些人开始壮起胆子套他的话，追问他的过去，提起他脸上的伤疤，他便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毕竟是偷来的人生，总不能活得敲锣打鼓。
  对于那个男人，那个名叫倪向东的男人，他并不了解，他不知道那个死在泥坑里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揣测，都来自他临终那一天，口袋里的东西，一盒皱巴巴的烟，一只打火机。
  徐庆利自己是不抽烟的，但是为了靠近那个男人的影子，他硬逼着自己克服了对火的恐惧，将燃烧的香烟叼进嘴里。
  苦涩在舌尖弥漫，他深吸一口，呛住了嗓子，不住地咳嗽，白色的烟也熏得眼睛疼，不住地流泪。徐庆利实在搞不明白，为何有人要花钱遭这份罪受。
  但是他必须学，因为那个叫倪向东的男人是爱抽烟的。
  他强迫自己又点上一根，慢慢吸着，多少摸出了点门道，这次没有再咳嗽，却也没寻到什么乐趣。
  第三根的时候，他渐渐有些明白了，脑子活络起来，心跳的也愈发有力气。
  当抽完一整盒，他已然知道了香烟的好。
  如今，他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
  一路向北，他一路掩盖自己的痕迹，抽烟，喝酒，编故事。
  走南闯北，口音也混杂起来，谎话说多了，竟连自己也骗了过去。
  他渐渐忘记了遥远的童年，忘记了那些打在身上的棍棒，忘记了大山深处还有一个叫南岭村的小寨子。
  他自然也忘记了原本的名字。
  “倪向东”三个字，最初还是会有些绊口。被旁人询问姓名时，“徐”字多少次地徘徊在嘴边，几近脱口。可日子久了，“倪”反倒更像是亲生的姓氏，再起笔时，很自然的从双人旁的“彳”，变成了单人旁的“亻”，而骨子里的某一个部分，好像也跟着那隐去的一笔，消失不见了。
  他开始做一些曾经绝不会做的事情，躲在倪向东的面具之下，他好像活成了真正的徐庆利。
  但是他依然记得阿爸，无论走到哪，总是按时给阿爸寄钱回去。
  他不用银行卡，打工也只要现钱，唯有每个月把钱和汇款单一同递进邮政柜台的瞬间，才恍惚想起这幅残缺的皮囊之下，似乎还蛰伏着另一个灵魂。
  2019 年的夏末，徐庆利兜兜转转，来到了琴岛，身上所有的行李，只有一床薄被子。
  原本只想呆一宿，做个中转而已，可下了火车，他抬头便望见了那片海，正是傍晚时分，赤红的夕阳散在海面上，燃烧的瑰丽，橙红的光彩映入眼底，唤起某种早已褪了色的记忆。
  他忽然想留在这里，或许，宝珍也会留恋这片海呢？
  在家庭小旅馆醒来的第二天，徐庆利照旧是去找工作。
  依然是力工的活，他对自己的认知已经十分清晰，没学历，没样貌，笨嘴拙舌，能够出卖的，左不过是这身腱子肉，以及小伙子的精气神。
  他在话剧社做过一段时间的场工，工资不算多，一天只有 60 块，基本上要呆满 12 个小时，随时待命，不过他也不在乎，本身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后来又经工友介绍，去外面接了些搭台、拆台的活计，更累，但是挣得也更多。
  他们一行人常常蹲在商场外面，等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走净了，等橱窗里的辉煌灯光熄灭了，才像牲口一样把重货抗上背，呼哧呼哧地搬进货梯。
  空无一人的商场，他开缝的胶鞋，踩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砖上。
  这座城市的繁华不是给他的，但是城市的繁华，却有一部分是他给的。
  想到这里，徐庆利得意地笑了，左脸的疤痕也跟着扭，倒影在对过儿时装店的玻璃门上，也冲着他笑。
  在剧院干的久了，老板也十分赏识他的人品，想要给他转正，如此一来，待遇能更高些，听说还可以包住宿，徐庆利自然开心，可是当他听到要上交身份证，统一登记的时候，他蔫了，慌忙摆摆手，拒绝了好意。
  转过脸来的周一，他结过工钱，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跑了。
  一个星期后，他寻到了一处工地。
  城市发展蓬勃，林立高楼拔地而起，源源不断的新项目等着推进，一摞摞的绘图纸等着落地，大小工地眼下正是缺人的时候。
  所以，当徐庆利顶着脸上的疤站在那时，招工的没有多问。
  在这干活的，谁还没点过去？谁还没吃过点生活的苦头呢？
  要是真细问起来，一个个的，都有故事，各有难处，他懒得去问，他无暇惦念众生皆苦，他脑子里只记得逼近的工期。
  于是咂咂嘴，上下扫量，好在这小伙子肌肉紧绷，一看就是干活的料。谈好价格，便丢给他一顶黄帽，喊过来一个老工领着，带着四处转转，学学规矩。
  徐庆利没什么技能，能做的也就是最苦最累的工种。
  要么是钢筋工，肩扛人抬地搬运钢条，常常一整天蹲在日头底下，用手绑扎钢筋下料，脊背胳膊暴晒在外，通红开裂。
  这工作没有技术，只讲吃苦，同一个姿势，伏下腰，一蹲一天。腰疼腿麻早已是家常便饭，他最初干时，隔日便腰腿酸胀地下不了地，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
  有时候也做水泥搬运工。背上扛起水泥，两头运送，一包 100 斤，只给 5 毛钱，挣多挣少，全看个人出不出息，能不能撑得住。
  徐庆利是最会把血汗换成铜钱的，一天下来，搬个 600 到 800 包不成问题。
  人就是这样，没逼到那份上，总以为自己扛不住，可要是苦难真兜头砸下来，打掉牙齿和血吞，自然也就忍住了。
  早上 6 点开工，晚上 7 点收工，等熬过了第一个月，徐庆利渐渐也跟上了，甚至找到了一丝自由。
  毕竟干完一天的苦力，大多数人累得倒头便睡，没人会对他的伤疤感兴趣。
  更何况这里地广人杂，三教九流的都有，每个人自顾不暇，谁会去管他这个闷油瓶呢？
  这天午后，在捆了几十条钢筋后，徐庆利忽然犯了烟瘾。
  他趁人不注意，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想去来一根。
  结果，刚绕到围墙根上，远远就看着个中年汉子，后背洇出汗渍，正蹲在地上，呜呜地哭。
  这男人他见过几次，干活卖力，话也不多，几乎从不跟人打交道，每天只是低着头搬砖。
  不知为何，他从心底生出一股亲近，竟走上去搭话，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兄弟，怎么了？”
  那个男人并未理他，止了声，手背揩去脸上的泪。
  “活不下去了？”
  依然不言语。
  “呵，谁不是呢。”他笑笑，抽出根烟递过去，男人一愣，伸手接过，叼在嘴上。
  两人并排蹲着，各自吞云吐雾，谁也不再开口。
  直到香烟燃尽，那个男人报上了名字，声音粗粝沙哑，就像他手上的茧。
  “曹小军。”
  徐庆利无声念叨着这个名字，然后在地上碾灭烟头，眯起眼睛，笑了笑。
  “我叫倪向东。”
  第三十章 疯长
  两人面对面坐着，默不作声。
  中间的餐桌上搁着几瓶 56 度的牛栏山，一小碟五香花生米。
  谁也不开口，一杯接一杯地喝。
  饭馆小老板倚着柜台，装作看电视，眼睛却不住地朝这边瞥，时刻注意着这两个喝闷酒的男人。
  靠里坐的那个，他认识，店里常客，一直是自己一个人来，每次也就点个拌海带、炸花生之类的下酒菜，几瓶酒，无论啤的还是白的，自斟自饮，一喝大半宿。
  他对面那个倒是脸生，这满脸的疤也不知怎么搞得，是先天残疾还是后来毁的？是烧伤还是烫伤？他搞不明白，只觉得怪吓人的，但又忍不住去看。
  快一个小时了，这俩人就这么干坐着，不说话，也不劝酒，你一杯，我一杯，各喝各的，倒也是默契。老板正想着，店里另一桌的客人开始撒酒疯，借着醉意，硬拉住老板娘不肯撒手，他赶紧跑过去打圆场，暂时放下了角落里的这对“哑汉”。
  曹小军一边喝酒，心里一边嘀咕。
  眼前这个男人居然也叫倪向东，他不知是巧合还是试探，如果是试探，那他又知道些什么呢？当年的事情，难道还有其他目击者？这人接近自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还有他脸上的伤，是一直如此，还是刻意遮掩？他与真正的倪向东又是什么关系？
  他不得不小心，身上虽散着酒气，头脑却灵光的很。
  对面这个男人刚来工地没多久，然而自己对他还是有些印象的。前阵子孙小飞从楼上掉下来，就是他给抱去医院的。可他今天跟自己搭话的目的是什么？只出于好心？名字呢？巧合而已？
  曹小军想不通，只是闷头喝酒。
  徐庆利端着杯，想着自己的心事。
  他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中了哪门子的邪，下了工居然稀里糊涂的跟着曹小军到了饭店。他不敢喝太多，但也不能不喝，曹小军干一杯，他也跟着走一个，算是礼数。
  他心底警醒的很，绝对不能喝醉，也绝不能多说一个字，博弈一般，他等着对面的男人先开口。
  可这名叫曹小军的男人，自打坐下起就没正眼看过自己，只是喝自己的，慢慢的，徐庆利在酒精的作用下，也逐渐松弛下来，不停倒着酒，喝得怡然自得。
  几瓶牛栏山转眼见了底，曹小军的脖颈子也开始前后晃悠。
  “还喝么？”
  徐庆利喝得脸盘子滚烫，赶紧摆手。
  “不了。”
  曹小军点点头，结了账，扭头推门出去，并没有招呼一句。徐庆利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夹起盘里最后一颗花生米，一边咀嚼，一边踉跄着跟上去。
  接下来的第二周，第三周，两人依旧准时来到店里，同样的桌子，同样的酒，同样的默不作声。
  这种静默持续了一个多月，老板也习惯了，懒得去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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