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 考工记》记载周朝的都城建筑规划：“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 规划周代是否实行还有待于考古发现证实，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对都城布局的要求。由于《周礼》相传为上古圣人所作，因此历代王朝在建设都城时或多或少要附会《周礼·考工记》。尤其是元代的大都城几乎是完全依照这种规划思想建造的。
  古代都城布局内容十分丰富，以下选择几个主要方面，略加介绍。
  第一节 城与郭
  城、郭为筑在城市四周用作防御的城墙，一般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往往又引申为城、郭里面的城市区域。商和西周的初期，都城只有一个城(即一个城墙)或壕沟，并无“城”与“郭”的区别。周公营建成周，开创了“小城”和“大郭”连接的布局。但是，西周时诸侯国因属周天子的下属，都不能采用成周王都的规格，直到春秋时代，随着周天子权力衰微和诸侯国力量的膨胀，一些中原诸侯国开始采用这种布局。战国时期，这种布局逐渐得到推行，除了楚都郢始终只有一个城，其他各国的都城差不多都采用了既有“城”又有“郭”的布局。
  在春秋战国的都城中，“城”(又称宫城)面积较小，“郭”面积较大，因此，“郭”又称为“大城”。许多都城是大小两城相依，大部分城位于郭西南侧，占其一隅，例如齐国临淄即是这样。也有部分都城是两城并列，例如燕下都。二者的居住对象与职能也泾渭分明。城是国君、贵族和大臣的居住和办公之地，郭则是一般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墓葬区也在此。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概括了城与郭的不同作用。
  春秋战国时，吴国都城阖闾城和鲁国都城曲阜城是采用城中套城的方式建筑的，城造在郭的中心，郭完全包围着城。这种形式在当时尚不普遍，但它更能保障统治者的安全，逐渐为各国所仿效。汉以后，城与郭分开的形式被淘汰，只有郭包城这种形式了。
  秦汉至隋唐是中国都城布局趋于成熟定型的时期。至隋唐时期，后世都城布局的基本形式皆已形成。
  宫城是皇帝起居饮食、发号施令的地方。早期都城内的宫殿，数量较多，占地面积较广，布局不紧凑。西汉长安城内，分布着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桂宫等几大宫殿群。这些宫殿以及中央衙署往往与居民区交错分布，或为居民区所包围。自三国曹魏邺城开始，宫殿结构趋于紧凑，宫殿在都城中的位置也由汉代的正中偏南演变为集中分布在都城的北侧，形成单一的宫城，中央衙署集中在宫城的前面，居民住宅则安排在都城的南部。这样的布局分区明确，既有利于保障君王与中央衙署的安全，也在君王、臣僚、百姓之间划出了森严的界线。隋代长安城在中央衙署外又筑了一城，这就是皇城。它从东、南、西三面环卫着宫城。从此，一般的都城就有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道城墙和三个严格区分的区域。
  隋唐长安城布局特点是宫城位于整个都城的北部正中，南面隔一条200米宽的大街与皇城相接。宫城和皇城又合称为内城，郭城从东、南、西三面环抱内城。不过，到了北宋，都城的城、郭布局又发生了较大变化，成为三重方城结构。宫城(又称皇城)居全城之中，里城(又称阙城)包着宫城，外城(又称罗城)又包着里城。南宋临安城和明代南京城由于居平原和丘陵相交地区，受地形和河流影响，无法按照隋唐长安或北宋开封的布局，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将宫城布置在比较合适的地方，分别在城的最南端和城的偏东方。
  在城与郭的布局发生变化的同时，宫城在都城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也由大演变为小。汉长安城的宫殿占了都城的极大面积，仅长乐、未央两宫就各占全城面积的1/6和1/7，加上官署、武库、宗庙、太仓等朝廷各机构的建筑物，占去9/10的面积，剩下供居住的仅占1/10。因此，一般的贵族也要居住在郭外。唐长安城宫城仅占全城面积的3.7%，皇城占6.3%，二者相加才达10%，而居民区则占了63.8%，其他为道路、河渠等设施所占，较之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据刘敦祯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商业区“市”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最初市设在宫城的北面，以符合《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原则。汉长安城就是这样建筑的，九个市都在未央宫、桂宫、北宫的北面。曹魏邺都突破了这种布局，市移到宫城南部的坊里间，改变了“面朝后市”的传统。
  宫城和“市”位置的变迁，带来了另一个改变。西汉长安的宫城在全城的西南，整个城坐西朝东，以东门为正门。但是，在东汉的洛阳城中，南、北二宫南北纵列，以南门为正门，形成坐北朝南的布局。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都城从坐北朝南发展到东、西对称，并有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宫城向北移紧靠北城垣居中，突出体现了皇帝“面南背北”、“面南称王”的意义。不过，到了元代，为了附会《周礼·考工记》，元大都又重新采用了“面朝后市”的原则，将宫城移到都城的最南面，包在第二道城萧墙之内，居民区和市场都在萧墙之外。到了明代的北京城，又将皇城和宫城推到了城市的北部，但不是最北部，因此仍不同于隋唐。
  郭和城的平面形状也不断变化。一般是近于方形，但不是如《周礼·考工记》中说的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曹魏的邺都以前，基本上是南北的纵长方形，从邺都起东西向横长方形开始出现。但总的来说，以后的都城仍以南北向的纵长方形为主。还有一些都城的外郭，为适应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地形，不采用方形布局。西汉长安城先造宫殿，然后再筑城，故外郭形状很不规则，状如天上的北斗，因此又被称为斗城。明太祖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御，修建外郭时，因地制宜，把许多有军事意义的小山和玄武湖都囊括进来，因此南京城平面形状也很不规则。此外，隋唐洛阳城、南唐金陵府和南宋临安府皆依山傍水，自然弯曲，并不方正。
  早期都城的城墙都是用泥土夯筑，筑时一般是两边夹上护板，层层加土夯筑坚实，很像今天我国农村有些地方的“干打垒”建房的墙基。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都是泥土夯筑而成。这些城墙，至今多已不存，只有个别地方，例如洛阳东周王城、燕下都武阳城和西汉长安城，仍保留一些残墙断垣，远远看去仿佛是一条黄土垅。保存最好的是十六国赫连勃勃的夏国都城统万城，由于筑得特别坚固并且位于荒漠之野，仍保持着挺拔峻伟的风貌。
  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都城开始用砖建筑城墙。这一变化大约最早开始于我国南方地区。从唐末五代开始，南方的一些较大城市，例如成都、苏州和福州，相继用砖来筑城。砖建的城墙无疑比用土夯成的城墙牢固一些，并且不怕雨水，因此，宋元以来主要城市都采用用砖建城墙的方法。都城作为政治中心在此方面自然不甘落后。明代的南京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用砖砌的都城，用每块重约20公斤，统一规格的大型城砖包着城墙的外层，因而相当牢固，此后北京城也采用了这种做法。
  第二节 街道与建筑物
  春秋战国时的若干都城已有了规划严整、比较整齐的街道。西汉长安因就秦旧离宫建设，因而形成不规则的平面，道路显得零乱，但主要街道仍作丁字或十字相交，街道都是直线，采取正东正北的方向，通向城门。城中有八条主要街道，其中贯通南北的安门内大街长达五公里，宽约50米。此大街中间20米是皇帝专用的驰道，两侧有沟，沟外两侧又各有宽13米的街道。
  自东汉末曹操修建邺城以后，都城大多采用类似棋盘的规则平面布局，并往往有一条横穿城市的中心大街。它的街面特别宽广，一般南北向，起自外郭正门，经皇城正门，尔后再穿过宫城正门直抵北城墙正中。这条中心大街，相当于城市布局的中轴线，全城所有的建筑物皆以其为基准，大致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早在战国时代邯郸的赵王城和燕下都，已经有了在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展开建筑物的布局方法，曹魏邺城使这种布局更加明确。这种城市布局形式造成一种左右对揖朝向正中宫城的气势，突出帝王无上的权威，因此，自曹魏邺都以后，便被历代所采用，成为我国古代都城街道和建筑物布局的主要形式，而以隋唐长安城和元大都城最为典型。
  隋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是朱雀门大街，一称承天门大街。南端始自外郭城正中的明德门，往北穿过皇城正南门朱雀门、宫城正南门承天门，笔直贯穿全城南北。包括此街在内的11条南北向大街、14条东西向大街构成整齐的道路网，将全城划为若干个棋盘格，白居易赋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是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的写照。全城以朱雀门大街为中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属万年县，西属长安县。太极宫(皇帝听政和居住的宫室)坐落在中轴线北端。皇城中百官办公的衙署尚书省、太仆寺、御史台、鸿胪寺、都水监和左右千牛卫等都以朱雀门大街为轴并列对置。皇城东南角有太庙，西南角有社稷坛。居民区也以朱雀门大街为轴，分成东西相等的两部分。皇城及宫城东西各12坊，皇城以南朱雀门大街东西各43坊(其中东南隅为曲江池，若减去则东面少一坊)。商业区“市”也分为东市和西市，分属万年县和长安县，分列东西两侧。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和兴建充分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宏大气魄，对我国以后的都城建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为隋唐时代的边疆区域政权和邻国所仿效。渤海国上京城和日本的平安京、平城京都是模仿隋唐长安城而建造的。
  在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中，元大都城主要建筑物的布局，可以说是最接近于《周礼·考工记》前朝(朝廷)、后市(市场)、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的设计要求。皇城和宫城位于城市的南部居中。城市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经皇城灵星门、宫城崇天门、大明殿、延春阁、厚载门，经万宁桥，至中心阁(今鼓楼以北)西的“中心台”。外郭城的南面有三个城门，正南称丽正门，东称文明门，西称顺承门。后两个城门内各有一条笔直的干道，一线引直，直达城的北部，并且两座城门之间(除少数例外)也都加辟干道一条。这些干道纵横交错，包括顺城街在内共计南北干道各九条，形成棋盘式的格局。仅在“中心台”向西，沿着积水潭的东北岸，开辟一条斜街，以满足这里因位居通惠河的终点交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街道笔直，据说从一端可以望见另一端，从这一门可以望见对面那一门。街道之间普遍排列有平行的小街和胡同。由于北京冬天风大，天气较冷，街道和胡同都以东西向为主，居民的住宅分布在各条街道和胡同的南北两侧。这样，就使每家住宅都可以建立起坐北朝南的主要厅堂和卧室，便于日照取暖和通风采光。
  1.宫殿 2.太庙 3.社稷坛 4.钟鼓楼 5.太液池琼华岛 6.文庙 7.国子监 8.衙署 9.仓库 10.寺庙 11.积水潭元大都城示意图(根据《中国七大古都》)
  明代北京城的内城布局大体沿用元大都的规划。内城南面正南、东和西的三个城门，分别改名正阳门(又称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自后两个城门向北各有一条宽阔大道，直达内城北部与东直门、西直门两条大街相交。街巷主要分布在皇宫衙署的两侧，街道和胡同的展开形式变化不大。
  不过，隋唐长安城和元大都城那种严格整齐对称的形式，只适用于完全新建并且地形平整的都城，其他改建或虽系新建但受山丘河流限制的都城，在采用这种布局时大多需因地制宜加以变通。明代南京城中有许多山丘河流，又部分沿用了南唐和宋代旧城墙，布局便不规则。
  第三节 居民区和商业区
  从西周直到秦汉，都城中居民聚居的基本单位，叫作“里”，面积大约有一平方里。里的外面设围墙，只有一个门用于居民出入，由专人保管钥匙，每天按时开关。里设里官，每天派一位工作人员坐在里门旁边的门房中监视出入的人，凡出入不遵守时间，穿着衣服不合适，行动不合常规的，都要随时报告。不过，汉代长安也有高官的住宅不由里门出入，面临街道开门，这种住宅叫作“第”。
  北魏时，开始用“坊”代替“里”的叫法。迁都洛阳时，曾经征发了大量的劳动力，一次筑成320个坊，并且坊的规格大多相同。坊都是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每坊设有里正二人和里吏四人，并设门士八人监督观察出入各门的人。
  隋唐长安城坊的规划严整，平面近于方形，一般东西502米，南北510—560米，周围用高大的夯土墙包围。大坊四面开门，中间有十字街，坊内再分成四个小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称作“曲”。另有四列小坊，只有东、西二门和一条横街。各坊设里正和里卒管理。政府规定，坊门早晚都要按时开关，以击鼓600下为号。闭门之后居民就不得再到街上行走，否则就是犯禁，按照法律要受到鞭笞20下的处罚。只有病人和办丧事的人，经过批准以后才可以在夜间出入坊门。这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所谓“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qu渠]茫茫空有月”即是对此情景的写照。自唐玄宗以后，为了庆祝上元节，规定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的夜晚可以开坊门，允许百姓在街道上燃灯游戏。西汉到北魏时，高官的甲第都不造在里中而沿街开门，而在隋唐的长安，无论官吏和平民的住宅一律都造在坊中，从而达到了古代都城封闭式结构的顶峰。
  早在春秋时代，中原一些国家的都城已出现特设的商业区——“市”，齐景公就曾因为臣子晏婴的住宅靠近市，过于吵闹，要予以更换。战国时市已很多。到西汉长安时，明确记载的便有九市，市内不仅有商业区，而且有手工业作坊。魏晋洛阳有三市，分别在城西、城东和城南，比汉长安更为集中。隋唐长安城设东西二市。据对西市的发掘，南北略长，东西稍短，各在千米上下，周围筑墙，沿墙有街，中间有“井”字型街，通向四面的八个门，把全市分成九个长方形区域，市中央设市署和平准局等管理机构。
  在封闭式里坊形成的同时，封闭式结构的市区至少在战国时已开始出现。市区四面有围墙，每面中间设门，称为市门，按规定市门要按时开关。唐代，每天正午咚咚地打了300下鼓以后，店铺才能开门；当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打300下钲〔zheng征〕(一种状如盘子的铜制乐器)，店铺就要关门。
  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这种封闭式的坊市制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长安城里不仅出现了法令禁止的夜市，还屡屡发生私拆坊门，向大街辟门出入的事件。在近市的坊，出现了类似今天旅店式的供人短期租用停憩的场所，成了市内最繁华热闹的地方，甚至“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到了五代后周修建开封外城时，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再像唐代那样建造坊墙，而是准许居民沿街造屋，并用相当于街道宽度1/10的面积在路旁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逐渐形成开放式的坊市制度和街道制度。北宋继续这一变化，到了中期，东京里坊旧有的东西两市也已消失。在此前后，其他城市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改制以后的北宋开封，商业不再存在于若干个市内，而是分散在都城的各个地方，和居民区相混杂，店铺、酒楼沿街设立，面街开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那种集中于寺庙观宇内的贸易市场或定期集市开始形成。开封城的相国寺，既是全城最大的寺院，也是重要的市场，它的中庭两庑[wu五](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可以容纳上万人做生意。商业活动没有时间的限制，除了白天之外，晚上还有夜市，清晨还有晓市，夜市三更天才止，而晓市在五更时又开始了。
  第四节 绿化与苑圃
  古代都城一向重视城市的绿化，历代帝都道路的两侧都遍植树木。一般说来，北方以榆树、槐树为主，南方则槐、柳并用。唐长安城街道两侧槐树成行，绿树成荫，当时人称之为“槐街”。白居易的诗句“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描写了这一景观。皇城和宫城内遍植梧桐和柳树。都城的中轴线中心大街的绿化，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引水灌注，沿沟植树。隋东都洛阳中央御道两旁还尽植石榴和鲜花，长达九里，微风一过，花浪起伏，十分壮观。
  供帝王将相游玩田猎的苑圃也是都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统治者田猎游玩的需要，历代都城都在城内城外开辟了大量的沟渠池塘和禁林御苑。
  早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在都城建苑圃的风气已相当兴盛，楚庄王所筑的层台，吴王夫差所修的姑苏台、海灵宫，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立即在渭河之南开辟巨大的上林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苑中造有许多离宫别馆。秦始皇迷信，不仅派方士到处访求仙人，还在苑中“作长池，引渭水”，用石块泥土堆砌蓬莱、瀛州等传说中的东海仙山，开创了人工堆山的先河。
  唐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和芙蓉园，是著名的风景区，玄宗时又在兴庆坊修建了富丽优美的园林兴庆宫。长安周围风景名胜甚多，骊山脚下的华清宫华清池更是闻名于世，唐玄宗每年冬天都带着杨贵妃去那里避寒。白居易《长恨歌》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就是对此事的写照。北京、开封和南京、杭州的城内城外，都有巨大的林苑。杭州西湖系在天然胜景基础上精雕细琢，开封的风光则完全是人工制造的。清代用了百余年时间，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经营西郊风景区。其中圆明园为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登峰造极的杰作，可惜后来被西方侵略者烧为废墟。
  除了众多的皇家苑圃，都城中的富豪和贵族也造了不少富于自然风景的园林。例如，西汉长安茂陵的巨富袁广汉，建了一座花园宅第，东西、南北各达一二公里，园中构山为石，引水为池，池中又积沙为洲，奇树异草，无不具备。自南北朝以后，在住宅后部或宅旁建造山池园林形成风气。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宅园，占地17亩，除房屋占2/3，其余便是水面、竹林、涧亭和假山。私家园林和皇家苑圃交相辉映，构成都城风景区的主要部分。
  第五节 宫殿和坛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