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疯人院后，我与赵小垠滞留在了洛杉矶，东躲西藏，最后在史丹顿街区一间廉价旅店落脚。
  窗外闪烁不停的霓虹灯与飞驰而过的摩托车声，每夜都折磨得我失眠，然而我无计可施，只因这里无需护照，鱼龙混杂，比任何地方都安全。
  长达一年的非法监禁使得我十分易醒，赵小垠便整夜都轻拍哄我睡觉，为了不让他担心，我都装作沉睡，实则清醒地等待每一个无望的黎明。
  我知道，他迟早会找到我。
  头一个星期我们还喝得上热汤，渐渐地，愈发拮据，直到某天下午，赵小垠的黑卡被停。
  我们都深知这意味着什么。
  可赵小垠从来那样善解人意，不肯令我担忧，于是他转头灿烂一笑道：“姐姐，我在旁处还有钱，你好好休息，我去去就来。”
  透过栅栏般的窗棂望去，昔日养尊处优的华尔街少爷渐行渐远，日落西山，盏盏灯光渐次亮起，他鼻青脸肿地拎着我们的晚餐——一袋油炸速食，一瘸一拐地回来了。
  他垂头丧气朝我道歉。
  我摇头，捻起泛着油光的鸡块，忍着呕吐，囫囵咽下，随后笑着取一块递去他嘴边，“很好吃，你也尝尝。”
  之后，赵小垠养成了饭前“散步”的习惯，尽管总遇上一些意外，教他跌跤破皮，但我们总归吃上饭了。
  而我，则在他散步的这段时间，披上大衣，走入寒风，去到肮脏腐臭的鲜花市场，企图在污水中寻一两支漂亮的花。
  热恋中的，盲目的情人会为它埋单。
  可我忘记一件事，我是天生的色盲，红绿不辨，挑选一支花是上天未曾赋予我的能力，但赵小垠的面容及时浮现，叫我抛开最原始的自卑，蹲在地上去寻觅。
  我的一双手在翻越疯人院时，触电受了伤，伤口溃烂结疤，触目惊心，像极瘾君子。
  因此在我伸手翻找时，一位黑人男子走近并向我兜售大麻，吓得我揽了一捧花匆匆逃窜。
  在路上拾了两张旧报纸，将花包扎，徒步来到剧院门口，准备以叁美元一束的价格卖出。
  冬风呼啸，我把手插在口袋取暖，冷意仍顺着腿爬满全身，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停留，我眨了眨霜冻的睫毛，看到报纸的头版头条。
  一是华裔富商价值百亿的订婚珠宝被盗，二是华人商会会长之子失踪。
  冬天到了，许多东西都消失，甚至死亡，一点不奇怪。
  我挪开视线，一位带匈牙利口音的女士停在我面前询价，我告诉她，两束仅需五美金，她爽快付钱。
  收好零散的硬币，我跺了跺脚，拉高衣领遮住脸，离开了剧院。
  暗巷中，沉稳的脚步声忽远忽近，一直追随我，我动他亦动，交错而生，仿佛我们间有无形绳索。
  四辆轿车停在旅店楼下，叁楼窗边，赵小垠被压制得死死的，我抬头与他视线交汇，他大声叫喊：“简简，别管我，快跑！”
  一步，两步，来人停在我的身后。
  这一天终究来临。
  我头也不回道：“放了他，我就跟你回去。”
  没人出声，下一秒带有茉莉花香的外套披来我的肩头，我诧异回头，又默默垂首，有力的臂膀揽住我，热烘烘的。
  “大哥，”我轻唤，顾珩——我始终习惯叫他的这个名字，停下步伐，“你不会把我交给秦泓的，对吗？”
  那只揽在肩头的手臂慢慢放下。
  好一会儿，寒风中我那一向镇静的大哥顾珩缓缓点头，眸中浮现我从不曾见过的怔忡。
  我笑了笑，将外套还给他，孤身一人走进未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