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炳采被押赴刑场时，由于心中不服，向围观的路人哭诉道：“吾为陈孚恩所绐，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庸庵笔记》）闻者皆为之挥泪。
  案中的请托者七人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免死发配新疆。不久又允准李旦华等人捐输赎罪。陈孚恩、潘曾莹、潘铎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级调用，李清凤病死免罪。其他办理科场不善的官员也依例作了处理，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戊午科场案至此结束。
  戊午科场案并非人为罗织的冤狱，跟之前的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比起来，案情显然没有前两件科场案那样清浊难分，而且打击面和牵连度都要小得多，“同官不闻连坐，家属亦未长流”，涉案官员的家属均没有受到牵连。之所以惊世骇俗，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案，就因为最后斩了首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柏葰。而导致柏葰被杀的关键人物，则是之后声名鹊起、煊赫一时的肃顺。
  不过，若是就此认为肃顺在此案中一心为公，意在整顿弊政，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年后的恩科会试，肃顺一心要推手下心腹幕僚高心夔（肃门五君子之一）坐上状元位，不惜以身犯险。殿试前，肃顺千方百计打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其中“纱窗宿斗牛”出自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一诗。肃顺立即将题目告诉了高心夔，让他连夜做准备。第二天，果然是这个题目。而在场三百多考生，很少有人知道此题的出处。高心夔大喜过望，自以为成竹在胸，状元已经是囊中之物，匆匆写成后，立即出场来找肃顺报喜。肃顺问了他的答卷内容后，跌足连叫道：“完了！完了！”原来，高心夔一时疏忽，诗作押错了韵，而一旦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最后发榜结果，高心夔列四等，最终未能当成进士。
  对肃顺而言，穷究戊午科场案，虽然意在铲除政敌，有“倾轧”之实，但也确实起到了扭转颓风之效，此后，“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科场风气得到彻底扭转，持续三十余年没有科场弊窦行为。
  戊午科场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清朝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虽然自开创者努尔哈赤起便一直奋发图强，但论其实力，远远不足以横扫天下，最后能够入主中原，实在是机缘巧合所致。如此弱势的一个民族，在侥幸下轻易取得了中原的大好江山，统治着数量、经济、文化水平均远胜自己千百倍的汉族，居高临下之时又是何等战战兢兢。这既是终清一朝少有荒唐滑稽皇帝的根本所在，也是清朝自立国开始便对汉人防范警惕极严的关键原因。
  乾隆以前，重臣兼部务均是清一色的清朝贵族，汉人大臣即使受到重用，也不过充当随声附和的工具，且受到严密的监视。一直到嘉庆朝以后，各地起义频发，中央集权受到冲击，清朝贵族垄断朝政的局面才开始破冰，汉人大臣在朝廷的实际职权才有所增强。肃顺出身宗室，却是一个另类，其见识、阅人的眼光均是满人中的佼佼者。他历来轻视满人，重视汉人，认为只有汉人才能挽救大清江山。而他本人因在戊午科场案力杀柏葰一事而声震朝野，成为公认的天子之下的第一人，他本人也嚣张不可一世，使得他重用汉人、以汉制汉的策略得以顺利推行。正是由于肃顺的大力推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才得以崛起于历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戊午科场案也被视为晚清政治格局的关键转折点。
  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戊午科场案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肃顺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败往往就潜伏在胜利底下，而肃顺“不学无术”，“又疏于防患，计智浅露”。戊午科场案扬刀立威后，肃顺加大了整饬吏治的力度，雷厉风行，持法严厉，令大臣谈其为之色变。但其时吏治昏庸腐败，已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肃顺如此严厉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面树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遗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辅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野心勃勃，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他五大臣或革职或遣，肃顺亲党陈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肃顺被砍头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丢掉脑袋的菜市口。
  肃顺垮台后，朝中便有人想为柏葰翻案。慈禧太后素来痛恨肃顺，却也不敢轻易答应，只是谕令礼、刑两部对戊午科场案重新进行核查。经过反复权衡后，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义发布上谕，只说当初肃顺等人擅作威福，因与柏葰平日挟有私仇，便借科场案之际，“以牵连蒙混之词，致柏葰身罹重辟”；但柏葰自身也有责任，只不过量刑有点重，为柏葰奏请昭雪的官员未免措辞失当；又念及柏葰为两朝重臣，且办事勤慎，赐柏葰之子柏钟濂四品卿衔；之前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则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议”的罪名，降级调用；率先揭发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御史孟传金也饱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
  戊午科场案后，直到清朝灭亡，再无大的科举案发生。不过，科场弊端并未就此结束。每到考试前，递条子、通关节依然成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为递条子而陷入一场牢狱之灾。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时任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绍兴老家丁忧。当年刚好是大比之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刚好是周福清的同科进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谊为儿子和几个本族子弟通关节。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决定在半路拦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赶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达苏州，停靠在阊门码头。早已经在苏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顺拿着一封写有关节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殷如璋。陶阿顺到达码头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交谈。莽撞的陶阿顺便擅自将名帖信函交给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后，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领神会，因周锡恩在场，不便立即拆看。而岸边的陶阿顺等了许久后，依然不见回音，不耐烦起来，竟然对着官船大喊起来：“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事情由此败露。殷如璋不敢隐瞒，当即将书信连同陶阿顺送到苏州府审讯。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则被逮捕入狱，判“斩监候”（死刑缓期）。幸运的是，当时已经是清朝末年，官场腐败成风，周家反复用钱上下打点，周福清在死缓八年后，终于被释放，但周家也从此衰败。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列强侵凌日重，国内危机四伏，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重臣联衔奏请停止科举。清廷经过考虑后，接受了呈请，下令废止科举。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科场积弊也随之而断绝。
  第二章　甘肃冒赈案
  乾隆是清朝第一个靠秘密建储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无自己的势力和亲信，执政初期为坐稳皇位费尽了心思，因而大权在握后，喜欢乾纲独断。又自诩“明君”，公然宣称“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其身边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辈。
  楔 子
  乾隆后期，由于乾隆皇帝本人挥霍无度，大讲排场，因而也就无法控制各级官员的贪赃枉法，以致形成了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仅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揭发出来的贪污大案就有数十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甘肃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巨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各级官员，涉案金额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级别之高，都是大清开国以来所未有，并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乾隆皇帝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壹　想当清官不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当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凉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没那个福分，只能躲在自个儿家中勉强避暑。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即使是在华盖云集的京师，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极为稀少。
  突然间，从前门方向快步奔来一名五十多岁的普通老汉，满头大汗，肩上扛着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门的九门提督衙门。差役认出老汉就是前门联兴帽铺的店主张度仲。张度仲也不多说，直喊要报官。九门提督衙门大学士英廉（本姓冯，内务府包衣，汉军镶黄旗人，其孙女即为大贪官和珅正妻）刚好正在大堂办公，闻讯急忙叫人带张度仲进来。张度仲跪下后二话不说，先将衣褡放在地上，打开一看，里面全部是黄灿灿的金条。大致一数，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据张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于前门打磨厂的联兴帽铺突然来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阳）源有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店主张度仲亲自将他迎进来后，还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万有便将一副衣褡交给张度仲，托他代为保存一段时间。因联兴帽铺一向与源有通帽铺有生意往来，张度仲虽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辞，当场收了下来。何万有随即匆忙离开，去向不明。张度仲收藏衣褡时，发现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当时便起了疑心，但由于有承诺在先，也没有打开来瞧，只是如约将衣褡收藏起来。然而，就在这两天，京城风传甘肃捐监积弊案发，恐怕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霉。此刻，王廷赞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据传已经被时下最受皇帝信任的和珅和大人扣押审讯。张度仲知道源有通帽铺的背后东家就是王廷赞，当即联想到可疑的衣褡一事，立即打开检查，结果发现衣褡内藏六十根金条，共重四百七十一两。当时黄金是十分稀少之物，人们为了保值或是制作器皿、物品，常常以银换金，导致金价居高不下。按照当时流通的情况，一两黄金至少可换取二十两白银，这六十根金条就值将近一万两银子。张度仲一个普通老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多钱，吓得目瞪口呆，立即屁滚尿流地飞奔去九门提督衙门报官。
  英廉得知事情经过后，如获至宝，认定这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刻意在转移赃款，立即发出告示通缉何万有，并在从北京到盛京的必经之地通州、山海关设下关卡，务必要将其捉拿归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十根金条转移案。
  那么，这六十根金条到底是怎么回事？伙计何万有是什么人？他的东家王廷赞又是什么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还要从头说起。
  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一块号称“西北明珠”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这里地处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却因为有黄河过境，当地人挖掘沟渠，引黄河之水灌溉土地，“岁无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极为富庶的农业，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宁夏平原。
  自秦汉开始，宁夏平原就开始了引用黄河水灌溉的历史。这里沟渠纵横，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唐来渠。唐来渠渠口开在青铜峡旁，自甘肃宁朔县南分黄河北流，经宁夏、平罗会大清渠，北注黄河。根据明朝万历年间的《朔方新志》记载，唐来渠源远流长，本是汉朝故渠，唐朝武则天年间曾对旧渠大加疏浚延长，并招徕户民垦种，因此得名唐来渠，又名唐徕渠、唐渠。如此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沟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经历着岁月的侵蚀、风雨的洗礼以及兵燹的破坏，因而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主持修缮工程的历史名人先后有唐朝名将郭子仪、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来，先后有宁夏巡抚黄图安于顺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于雍正九年（1731）、宁夏道钮廷彩于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过此渠。转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宁夏道（治所宁夏府，今宁夏吴忠）道员（地方行政长官，正四品，低于巡抚，一般尊称为道台）王廷赞（部分史籍记作王廷瓒）得知唐来渠年久失修，多有溃决之处。而唐来渠又刚好经过府城西面，王廷赞担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决意效法古人，大修唐来渠。
  由于清朝没有专门的经费拨给地方行政，而地方财政又没有法定的收入，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预算和决算制度，地方长官一个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个衙门的行政开支及部分属吏的薪水，还需应付上级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捐。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个地方道员要拿出一笔不菲的款子来修复唐来渠，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王廷赞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亲自出面，四处借了一笔钱，为此费尽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来渠。
  这位王廷赞，说起来也是个人物。他长年在西北为地方官，廉洁奉公，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因而在当地深孚众望，是位颇有名望的好官。举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赞时任张掖（今甘肃张掖）县令，拿出帑藏，花巨资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来便已经废弃的甘泉书院。此后，甘泉书院成为河西的教育中心，学风严谨，人才辈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赞时任巩昌府（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知府，出资在西巩释来家沟修建一座石桥，时人称为“王公桥”（同治年间左宗棠西征时重修此桥，改名“永定桥”，当地人称为“神桥”，至今犹存），这是老百姓对王廷赞的衷心赞誉。
  就在大修唐来渠的这一年，王廷赞被提拔为甘肃布政使（治所兰州，今甘肃兰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则由于捐监赈灾“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为浙江巡抚，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省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四川总督只管一省），同时兼任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又称“制军”、“制台”。巡抚之制始于明朝，但当时无固定辖区，一直到清朝时，巡抚才成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并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又称“抚军”、“抚台”。总督、巡抚之下设布政使，简称为“藩台”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财赋之出纳，以及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国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县宣布，权力很大，品级与巡抚同，是从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职，简称为“臬台”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为正三品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三大宪。省之下设道（道是监察区，并非行政区），置道员。道以下设府，知府为行政长官，掌管一府的政务及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顺天府和奉天府因为分别是京师和陪都，地位较一般府要高，设府尹为其长官。府之下设县，置知县。
  清朝初年，全国共有十八个行省。甘肃当时属于陕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管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康熙年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并将治所从巩昌移至兰州。乾隆年间，裁甘肃巡抚，改以陕北总督行巡抚事，称陕甘总督，并迁陕甘总督府至兰州。当时的甘肃下辖区域不但囊括今甘肃境域，还包括今新疆、青海、宁夏的一部分。
  对于常人而言，从正四品的道员一跃为从二品的布政使，绝对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赞却是且喜且忧。在从宁夏赶往兰州的路上，他一会儿忧心忡忡，一会儿眉头紧锁，全然没有升官的喜悦，倒让跟随他多年的王长随着实困惑了。
  王长随名叫王亮侯，长随是他的职业。不过，虽然长随号称“官之仆隶”，还是与“契买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而言，《红楼梦》第九十九回讲到贾政上任江西粮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严禁地方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跟随贾政上任的长随都说：“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于是一起向贾政告假，请求离去。贾政还不明白究竟，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于是长随们怨声载道地离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奴婢一经契买，便完完全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终身服役不说，饮食衣服也均仰之于主人，这就是贾政家奴所说的“去不了”。而长随只与主人有雇佣和隶属关系，或是松散或是紧密，相当于“雇佣工人”，有活儿干就来当差，没活儿则可以离开，即所谓“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长随的“长”字，其实是名不副实。
  长随一词，最初起源于宋朝。当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为布衣之交，私人关系亲密。赵匡胤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普家，点名要吃赵普妻子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赵匡胤突然到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夜，大雪纷飞，赵普认为积雪太深，皇帝肯定不会出门，不料刚把朝服换下，赵匡胤就到了。赵普急忙唤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称“堂官”，又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称“家将”，又称“内丁”）伺候换衣。赵匡胤见此堂官不离左右，举止恭敬至诚，便打趣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天子金口一开，“长随”的称呼从此传扬开去，成为堂官的别名。赵普的这位长随，后来还出任指挥之职，“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此。
  到了清朝，长随开始兴盛，大小官员普遍自己掏腰包蓄养长随。长随不但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还出现了《长随论》等多种职业书籍。正是在清朝，长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但协助官员处理一切杂务，还成为官员与下属吏役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环节。这是因为清朝地方官员采取籍贯回避制度：自顺治开始，总督、巡抚以下地方官员均回避在本省任职，即必须易地为官。到康熙时，回避制度更加严格，官员任职之地应与其本人籍贯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应回避。官员除非罢官或去职，才能回到家乡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宦游”。这样，官员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临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门里的办事吏役则大多由当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个时候，长随作为官员带来的亲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门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县衙门，长随更是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称为“二爷”。而在地方衙门里，只有地方长官被称为“老爷”，地方长官的幕友被称为“师爷”，书吏、衙役等都不能称爷。长随与长官、师爷并为衙门里的“爷们”，可见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员一般任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担任长随，但随着长随的职业化，在官场中以此为业谋生的人便成为长随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捐纳开始盛行，更是出现了与长随相关的独特的“带驮子”现象。
  捐纳，又称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由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卖官得来的钱财统一入库，以解决财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纳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与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则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康熙时期，捐纳官只到知县。到雍正年间，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纳。再到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则可捐至游击。
  捐纳官职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仕途竞争更加激烈，因为官员的职位、名额始终是有一定额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职位的实缺却是很少，这样，真正落实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补实上任，往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员通常在候补阶段就已经用尽了钱财，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借钱给这些官员。当然，这些人不会白白借钱，投资一定要有所回报。一旦官员补实，长随则跟随他一同上任，并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为对之前借钱的报答。这就是所谓的“带驮子”，又称“带肚子”。
  长随们之所以宁可倒贴钱给官员也要谋取这份“下三烂”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中多有“陋规常例”，凡长随经手之事都可以捞一份外快。《官场现形记》中说一个州衙门里的长随每年红包“好几千的拿”。前面提到《红楼梦》中贾政上任江西粮道，跟他的长随都是花了钱给介绍人作为“荐资”的，贾政却一心要当清官，长随们捞不到外快，仅凭薪资肯定要血本无归，这才各自离去。
  职业化后的长随，种类繁多，有按出身划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职能划分。负责把门的叫做“司阍”或“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叫做“签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负责通讯的叫做“书启”；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仓库的叫做“司仓”；负责税收的叫做“钱漕”；还有“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众多名目。
  这里花这么多笔墨来讲长随，是因为这些编外的长随将在下面讲到的案件中起到极为关键的纽带作用。
  王长随见到王廷赞如此神色，寻思新的藩台大人可能是在担心甘肃布政使不如宁夏道道员好做。当时甘肃地处边陲，地广人稀，加上天灾不断，朝廷还经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贫瘠。布政使要管好这一省财赋和民政，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而宁夏道只管辖“塞上江南”宁夏平原，为甘肃下辖地域中最丰腴之处，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无忧虑。真可谓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官小有官小的优越。
  王长随十分机灵，当即安慰道：“藩台大人不必太过忧虑。甘肃虽然全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发生，但朝廷却恩准甘肃捐监。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对巡抚的称呼）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成绩斐然，全靠捐纳筹集粮食呢。”
  ［捐监，即捐纳监生，属于捐纳制度中“常捐”的一种，民间生员只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获得监生的资格。最初捐监只限于生员，后来范围扩大，无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纳成为监生，称为例监。捐监所收的粮食称为“监粮”，纳入地方粮库，以备荒年赈济。捐监不像前面提到的捐纳实职那样直接获得官职，但有了监生的身份后，便可以直接取得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资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纳实职，必须先有监生、贡生的资格。捐监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危机，但也成为有钱人攫取富贵的终南捷径，对科举制度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王廷赞长叹了一声，哀叹道：“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呢。”原来他发愁的并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干，连乾隆皇帝都称赞他为“能事之藩司”，在甘肃任布政使三年，报捐的粮食已经多达六百多万石，报捐人数和所收粮食数不仅在甘肃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名列榜首。仅报捐这一项的收入，已经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七八倍。正因为成绩卓越，王亶望才被升为浙江巡抚。
  有如此能干的前任，自然给王廷赞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他虽然对王亶望捐赈所取得的成绩感到不可思议，却也十分佩服。他是一个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图在其位谋其职，能够大有作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认为望尘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丧气，觉得前途渺茫了起来。